北京大学图书分馆建设的方向与定位

——以中古史研究中心分馆为例的思考

 

中古史研究中心分馆  臧健

 

         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图书资料的建设与发展,一直是与教学、科研同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为教学、科研提供了重要前提与保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北大图书资料的建设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全校性的大图书馆,一是各系所的图书资料室。如果将1920年文科研究所下设的编译室作为系所资料室前身的话,在北大早期发展史上,系所资料室就成为与校图书馆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一、系资料室的定位与历史沿革(以历史系为例)

         1949年以前,除校图书馆外,各系所均有自己的图书室,收藏相关学科的专业书籍,供师生借阅。[1]以历史系资料室为例,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考古等教研室,都设有专门的资料员管理图书资料,如考古教研室,就有管理图书、编辑资料索引、整理拓本、管理文物的资料人员约10人左右。

        1、历史系资料室的创立与定位

        为了整合图书资料队伍,防止重复定购,各搞一套,1959年历史系资料室正式成立,由近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陈庆华教授兼资料室主任,张柱洪老师负责具体工作。下分为3个组:图书组、资料组、编译组。资料员人数最多时,有将近20人左右。

        资料室工作的内容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图书组主要负责图书的登录、上架,以及教师和学生的阅览咨询和借阅服务;资料组负责收集各类史学资料、学术动态,制作剪报,并编辑了“历史学基本读书目录”、“史学著作评介”等,经常在校刊上登载;编译组负责编辑翻译国外史学最新学术动态,还承担着系里的外文授课任务。

        从系资料室的工作内容与分工中可以看出,在5、60年代的系资料室工作中,图书的管理与阅览,只是资料室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因经费紧张与匮乏,所有图书的采购与编目都由大馆统一来做,然后将已编目的图书拨到各系资料室使用。而系资料员的主要任务,则侧重于资料的整理,及纂辑学术研究参考的工具书,这些是早期系、所资料室,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资料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校图书馆与系资料室的定位与发展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虽然同属图书资料系统,但系资料室在增加藏书、采购编目等方面基本依赖大馆,而针对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所作的资料收集、整理、翻译等略带有研究性质的工作,是系资料室工作的重点与特色。

        2、历史系资料室的人员构成

        因与校图书馆工作性质的差异,系资料员一直是由各系自行选择,其编制也隶属于各个系。系资料员首先要有本学科的专业背景,这是从事资料工作的前提与条件。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历史系的资料员或是本系研究生毕业,或是大学毕业,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资料工作。由于50、60年代政治运动的影响,一批被认为不适宜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学者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工作,如后来成为古代中西关系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的张广达教授、日本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高望之、夏应元教授、翦伯赞先生的助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际安先生,都曾经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过。他们的学术素养与科研功底,使历史系图书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十分出色。陆平担任校长期间,亲自抓图书资料工作,历史系资料室常常成为表彰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前后,历史系资料室经历了多次搬家,并于1969年合并到大图书馆,系资料员中的二人被调到大馆工作。1977年,在系里教员的强烈呼吁下,系资料室又从大馆分出来,搬回文史楼。在这期间,历史系原有图书损失很多。但仍保留收藏很多有特色与价值的资料,如明末农民战争的手稿、近代义和团档案、历史地图,以及当年清华的一些文稿、旧的哈佛燕京学报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原有的资料人员队伍已四散离去,以后虽又陆续补充一些人员,但具有专业训练基础,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资料员已出现日益减少的趋势。

二、中古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的定位与特色

        1、中古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的创立与定位

        中古史研究中心资料室与中古史中心一起成立于1982年。创立者邓广铭、宿白、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以傅斯年先生建立的中研院史语所为楷模,坚持“一个好的科研机构,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资料,一是人才”。在中古史中心建立之初,就将图书资料建设定位于与教学、科研密切配合,协同发展,共求创新的目标上。

        中心资料室在80年代中期,编制为3人。资料室在以每年购进3000多册图书的同时,编制完成了“汉语拼音书名索引”、“汉语拼音著者索引”、“汉语拼音分类索引”、“丛书集成初编、续编、三编书名笔画索引”、“四部丛刊初编书名笔画索引”5套目录卡片,并已全部输入了Access数据库。因目录索引完备、规范,在1995年北大图书馆对全校图书资料室的检查考评中,曾被评为“优秀图书资料室”。

        中古史研究中心自1982年成立以来,就在北大图书馆的支持下,围绕学科研究领域开始了文献资源的建设。经过22年的发展,现拥有图书文献总量已达到近40,000余册,其中由北大图书馆调拨过来使用的图书有400余册,占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一。除了以学科发展的基本需求为标准而购进大量国内出版的古籍线装书、标点校刊本古籍以及相关研究类图书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购入港台出版的最新研究文献,以适应教学与科研发展的需求,初步建成了较系统、完备的中国古代史文献资料库。

        2、中古史研究中心资料室的优势与特色

        中古史中心分馆的藏书无论在规模、种类、数量等方面总体上都要逊于北大中心馆,但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要选择来这里看书?我们认为,中古史中心资料室在4个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立优势:

        (1)坚持始终以科研为中心的购书制度,其不同于大馆购书的主要特点是:

            a、教授购书制度,保证了进书的高质量。

            b、围绕科研项目购书,最大限度保障科研课题对图书资料的需求。

            c、及时追踪、跟进式购书。一是追踪图书的变化,例如,《九州学刊》和《学术集林》,都是反映最新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的重要刊物,2003年合并为《九州学林》,我们及时了解情况后,采取跟进式订阅。又如,《敦煌石窟全集》是陆续出版物,虽然出版社由最初的上海人民改为香港商务,由于我们及时追踪出版信息,能够做到随出随买。二是追踪学者的研究动态,很多书是从学者个人或当地科研机构直接购买的,如《金代服饰》,《阜新辽金史研究》等,力求追踪最新科研动态,保证重要图书的购入。

        (2)藏书专业性强,质量较高。中古史中心的图书主要集中于先秦至明清的部分,其中秦汉至宋元时期的图书较为系统。全部藏书以基本史料、研究论著、工具书为主要构成,基本不含通俗读物一类的图书。其中基本史料包含正史、政书、方志、笔记等文本资料,亦收集了金石、简帛、图录、敦煌文书等诸多门类的资料;研究论著类图书不仅收集大陆学者在各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更广泛收集台湾、香港学者的重要著作;工具书包含基本的丛书、类书,以及书目、年鉴、索引、词典等各门类。由于专业性强,有很多图书是北大中心馆所没有的,如敦煌、西域、宗教史研究类图书,又如大量台港、海外中国史研究方向的论著等,弥补了北大馆在这些研究领域中专业性图书馆藏的不足。

        (3)图书集中,便于查找。大馆图书分散各处,要想集中使用很困难,且有的书被借走一时查不到。而中古史中心图书资料室规模小,专业单一,图书放置集中,工具书与史料、论著、杂志齐备,在一个地方就可实现各类图书互相参阅。同时所藏图书原则上一律不外借的规定,使得来看书的读者不会因图书借出而找不到。

        (4)资料人员具有指导研究生查阅、使用各种工具书、各类史料的能力,同时参与中心的科研项目,与科研人员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3、中古史中心资料室对文献的整理、开发与利用

        在做好图书编目、阅览工作的同时,资料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到邓广铭先生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中。在邓广铭先生亲自指导下,所有资料人员同时参与古籍标点、校勘及古籍图书的目录索引编制等工作,对编目学、版本学、目录学的了解与认识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参与完成的古籍整理及编纂工具书的项目有:参与点校整理宋本《国朝诸臣奏议》150卷,完成了其中礼乐门、财赋门、边防门等15卷;[2]编辑了《宋朝诸臣奏议篇名、著者索引》;[3]为影印出版的《历代名臣奏议》编制了《历代名臣奏议篇名、著者索引》;[4]在刘修业先生指导下,为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编制了四角号码《书目、著者索引》;[5]编辑出版了大陆地区第一部妇女研究的论著目录索引工具书《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6] 等等。这些工具书的编辑与出版,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及妇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与研究信息,应该说为促进教学与科研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9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料人员只剩下2人的情况下,除了完成图书编目与各类目录索引的编制工作,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并在其中撰写文章,[7]以及《邓广铭先生全集》的编辑等工作。

        但多年来由于系、所图书资料室各自为政,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经费的各自管理与使用,北大图书馆已完全停止为中古史研究中心资料室调拨图书,资料室与北大图书馆越来越呈独立分离态势。北大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缺乏及时、快捷、全面的内外信息交流与沟通,难以实现文献资源与成果的共享,已无法顺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挑战,更无法在快速、大量掌握资料信息基础上使学科建设更具创造力,从而实现高效率的信息增值和知识创新。

三、从中古史研究中心分馆看北京大学图书分馆的定位与发展

        2001年,中古史中心被批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文献信息资料的自动化建设已纳入中心基地建设与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分馆建立对资料室自身的影响

        为了充分发掘、利用国内及北京大学的文献资源,提高图书资料的规范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实现全校资源的共享,在北大图书馆牵头并领导下,2001年6月,中古史中心资料室成为第一批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签订建立分馆协议的单位之一。而这时中心资料员的编制已减少到只有1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心资料员带领两位临时工,分四次参加了由CALIS管理中心举办的使用联合目录客户软件和从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以及相关的数据源库下载书目记录的培训,以及北大图书馆分馆建设办公室和中文编目部举办的使用SIRSI软件回溯套录编目的培训,详细掌握了有关编目客户软件使用和联机合作编目规则使用方面的要求。在分馆建设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短期内快速提高了图书管理人员使用网络化管理的能力。在实现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资源共享,提高规范化、现代化管理水平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开放性的网络目录,将中古史中心在中国古代史资料与研究文献典藏方面的优势公开揭示出来,使原本仅限于少数人所了解的隐性优势变为显性优势,使原来只为少数人利用的文献变为校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共享的资源,不仅扩大了文献被利用的范围,更提升了文献的使用价值。

        仅以2004年1—8月为例,,来中古史中心图书分馆阅览的读者达到2524人次,其中历史系和中古史中心的教师和学生有1819人次,校内其他系的教师和学生有539人次,校外读者有166人次;校内读者来自本校的20个系、所、中心,校外读者来自19个单位;国外读者和参观访问者有250人次,其中研究生179人次,专家、交换学者10人次,参观访问的学者71人次。研究方向与学科领域涉及到23个。

        其特点表现为:

        来中古史中心图书分馆阅览的读者仍以研究生为主体,其中硕士研究生占读者总人数的32%,博士研究生占到48%,博士生多于硕士生16个百分点,二者总和占到读者总人数的80%。显示高层次研究者利用中古史中心图书的人员比例在增长。

        外系、校外学者的比重比上一学期亦有所增加,其中校内其他系的教师和学生539人次,校外学者、研究生166人次,其总和占读者总人数的28%,比上一学期增长了6个百分点。

        国外学者和研究生占有的比重与上个学期持平,但由于几个国际会议在中古史中心召开,到中心图书馆看书的国际参访者较多,比上个学期增长了43个百分点。

        随着中心新购图书的快速增长,阅览人数出现大幅度上升趋势。2004年1-8月与上个学期相比,阅览人数增加了681人次,增长了27个百分点。

        2、分馆建立对北大中心馆的影响

            (1)增加了馆藏的总量,建立起以北大中心馆为主干的全校图书资料网络系统。

            (2)弥补了专业性图书北大馆藏的不足,分流了高层读者群。

            (3)利用分馆的专业优势,完善了书目记录数据库,提升了数据库质量。如对书目记录中古字缺字、错字的补充和修改。

        3、对分馆未来发展方向与定位的思考

         当分馆建设已完成建立网络联合目录的重要一步之后,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定位是什么?如何真正实现分馆与大馆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避免将分馆建成缩微了的大图书馆,而是切实发挥分馆的特长与优势,建立起与国际发展接轨的图书资料信息网络。这当中,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其一,无论是从早期资料室建立与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分馆未来的发展趋势考虑,分馆都不应只建成缩微了的大图书馆,或更确切地说是藏有更多专业图书的小图书室,这一点在分馆建设的方向与定位上应是确定的。

        分馆拥有更多于大馆的专业性图书,这只是分馆与大馆互补的一个方面。在目前图书资料信息资源仍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分馆购入一些与大馆相同的图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馆在个别或特殊科研领域资源不足的压力,分流了较高层次的读者群,这并不表示为资源的浪费,而是充分体现了北京大学资源建设中的互补与共享。与此同时,分馆又不应仅仅局限于是拥有专业图书资料的小规模图书室,而应该回归到资料室成立之初的定位,即以整理及编辑出版直接服务于本专业领域教学科研的工具书或资料数据库为本职,并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充分拓展分馆所应具有的高层次服务功能。

        其二,网络目录的建立,只是系所资料室真正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分馆的第一步。在当今,国际一流大学的图书馆都不仅重视藏书,更重视对图书资料的整理、开发与利用。我们不能期待大馆在每一专业领域都组织人员完善对图书资料的整理与利用,而分馆恰恰具有这样的条件与实力。依靠分馆投入人力与物力,与本系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对所藏图书文献资料的整理、开发与利用,使整理后的馆藏文献更加便捷地为读者所使用,这应该是分馆与大馆在发展中的不同方向与定位。为更好地体现优势互补原则,分馆在图书的回溯编目及新书的套录、编目上,应更多地依赖大馆目前的专业编目队伍,不仅可以减轻分馆在图书编目上的工作量,更可以保障网络目录数据库的高质量。而分馆资料员则应在完成阅览、咨询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所藏图书文献资料的整理、开发与利用上。在建设发展北京大学图书资料的系统工程中,分馆资料人员应该成为承担不同专业文献资料编辑、整理、出版的主力。

        其三,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系所资料室在90年代以后都已逐渐退化为小图书室,其原有的资料编辑整理功能已基本丧失。究其原因,有多个方面。

            1、各级领导多数不重视图书资料建设,或者只见书,不见人。领导观念的滞后与对图书资料人员队伍的忽视,是各系所图书资料建设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

            2、校人事部门对系所图书资料队伍所实行的政策,无异于是对各系所图书资料建设发展的扼杀。如大规模裁减各系所资料员,他们认为有1、2个人可以开门、关门就行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不做;强行取消了各系所资料员申请正高职称的资格,理由是各系所资料室的藏书不如大馆多。人事部门制定政策,不仅完全不考虑人,甚至于完全不做调查研究,至使多数系所资料室在90年代以后更快地走向名存实亡。

            3、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系所资料室在8、90年代以后,人员的构成越来越趋向于低学历,无专业训练背景,甚至于成为无法安置人员的发配地。大学毕业生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去当资料员,因为这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以中古史中心为例,目前中古史中心分馆专职资料人员仅有1人,尽管聘有临时工2人协助工作,但受过中国古代史基础专业训练、了解专业领域研究状况、熟悉古代史图书分类的人员仍仅限1人,无法开展图书馆现有日常工作之外的资料整理与开发。目前12个分馆的资料员中,有一半人年龄都已在50岁以上。如果再没有对人的关注与培养,没有人的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高,没有具有专业能力的年轻后继者愿意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分馆建设最终将会落为一句空话。

        系所资料室与大图书馆一起,在北京大学的图书资料建设中共同走过了近百年的路程。在新世纪的改革创新发展中,我们期待着改革不仅是裁处不称职者,更将会带来对不同领域工作的人的同样尊重与重视,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发挥潜能。我们也期待北大的图书分馆建设,在实现网络联合目录之后,将会在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管理机制、加速信息自动化建设等方面,实现与北大中心馆同步发展。

 



[1]引自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472页。

[2]臧健参与校点《宋朝诸臣奏议》礼乐门、财赋门、边防门等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3] 戴济冠、李秀钵编辑了《宋朝诸臣奏议篇目、著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4]臧健、戴济冠、李秀钵编制《历代名臣奏议篇目、著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臧健为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编制了四角号码《书目、著者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6]臧健主编《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吉林长春),1996年1月。(此书1996年获北京大学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二等奖;1999年获第三届全国妇女优秀读物陈香梅奖三等奖。)

[7]臧健《宋代家法与女性》,《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市),1997年3月,306—321页;《难以忘却的思念》,《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