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09年上半年成果简报
2009.01-06

一、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摘要
1、辛德勇教授主持的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军事地理研究项目
项目于2008年12月按时结项。
最终成果摘要报告:
本项研究按照预定设计,选择从秦统一全国时期起到南宋末期亦即大致相当于十三世纪以前这一阶段,在这期间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参照当代军事地理学的学科内容,选择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地理问题,切入不同的角度,试图对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做出比较深入的探讨。整个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以秦至西汉前期的政治方略与重要军事活动的地域特征为中心,论述中国古代国家地域控制方略与军事地理格局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以三国时期的军事方略与争取形态为中心,论述中国古代政区设置和演变中军事地理因素的作用;第三章,以唐朝军队部署的地域特点为中心,论述中国古代国家武装力量的地理配置形式;第四章,以宋夏和宋辽战争中宋军的粮食补给地理为中心,论述中国古代战争中军事前线的后秦补给地理问题;第五章,以唐宋辽金时期的畜牧业与军马供给地问题为中心,论述中国古代军事活动中主要军事装备的供给地域问题;第六章,分析吐蕃王朝军事活动的基本地域特征,用以反映中国古代周边政权在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条件下军事地理的独特性质和特征。
第一章,首先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即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增强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其次,从越人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和中原王朝对越人的军事控制角度出发,指出秦至西汉初年东南疆界的变迁过程就是中原王朝这种地域控制方略的具体体现,其中王翦南征百越一役,初步划定了中原政权与越人的区域界限。在中原政权的西北边界方面,首次厘清了今黄河河套附近地区在秦汉之际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指出它反映出秦至西汉初期在西北边疆地区控制匈奴侵扰的军事地理方略,是在国力、军力相对出于劣势的防守时期,以力保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城一线不失为基本底线,而在国力、军力强盛时期则是奋力将匈奴驱逐出秦昭襄王长城以北、黄河河道以南的黄河“大河套”区,同时,为保障驻军的军粮供给,就必须再出兵控制黄河“北河”与“南河”之间的“小河套”地区,以就地垦殖,解决部分戍卒用粮。处在这一战略布局最前沿上的九原、云中两郡是秦汉朝廷重兵集结的所在,而由于这两个郡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在这里集结重兵,除了防御匈奴之外,同时还可以起到威慑关东、兼制内外的作用,这是分析秦汉控制匈奴军事方略时需要从秦汉军事与政治地理总体格局出发来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章研究指出,经历了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动乱和鼎足而立的局面形成后三方政权之间的对峙和兼并战争,再到西晋王朝短期的统一,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一方面遵循其内部演变规律,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而影响和制约这一特征的主要因素则是鼎立格局下各个政权在对峙和冲突中的军事方略。在相对稳定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对立政权根据各自攻防体系和战略目标的需要,在与敌对政权的边境地带及其邻近区域内均有较为频繁和较大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如吴魏之间的长江沿线、蜀魏之间的汉中和陇右,吴蜀之间(包括蜀亡后禅魏的司马氏与吴国之间)的峡江。所谓在德不在险,合理的政区设置体现了“德”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超越“地利”的“人谋”作用。通过对这一时期对立政权于边境地带政区设置中的军事地理因素进行考察,可以寻绎、推求其潜藏的军事方略,由此建构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揭示以军事活动为主的分裂时期,对立政权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优化配置战略要素,以求实现战略目标的空间展开过程。第三章研究指出,唐初府兵制下,折冲府是军队组织最为基本的单位。它的地理分布,反映出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往的研究,大都从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和“关陇集团”出发来认识折冲府的分布,本章通过对折冲府详细列表,揭示出唐初折冲的设置,主要是承袭了隋朝,乃至更前的北周、北齐的旧有规制,隋以及唐前期折冲府以关中为最多这一事实,反映是杨隋和李唐对历史的承袭,而不能证明朝廷对关中格外重视,以往通过折冲府的分布来说明朝廷存在“居重驭轻”的立国意识,实际难以成立。唐朝以节度使兵制取代府兵制以后,所面对的外敌和放手任务并没有明显变化,但作为军事据点,军镇守捉与折冲府的分布却出入甚大,这再次证明了唐前期折冲府的分布并非全是出于战事考虑。安史之乱后,唐朝分布于边地的节度使亦即藩镇扩展到内地,藩镇对中央的态度,是以中央能否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为前提的,而藩镇的部署则是中央实现对藩镇进行控制的方式之一。唐后期具有军事实力的藩镇主要分布在西北边地、河北四周和运河沿线,而在运河沿线的藩镇中最具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藩镇是宣武军。本章通过对宣武军的个案分析,揭示出朝廷逐渐确立了通过控制制运河沿线藩镇、进而控制江南的“节级控制”战略。第四章根据宋夏、宋辽战争的突出特点,以北宋的粮食补给为切入点和视角,着重分析后勤补给方式在地理上的表现。与传统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不同,本章并没有把宋夏、宋辽之间几次重大战役的过程、战术运用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关注宋夏百余年战争中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关注对峙时期北宋一方的粮食补给地理体系。因此,本章研究是开辟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新角度的一次尝试性努力,研究结果也将填补国内历史地理及军事地理研究的空白。本章所总结的研究后勤补给地理的方法和切入点对于今后的其他类似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第五章论证指出,唐、宋、辽、金四朝为稳定保证军用马匹的供给,都将牧监作为马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牧监的环境特点则往往影响马的生存状态以及可应用性。唐前期牧监主要分布在陇右一带,有效地保证了军马的供给;唐后期至宋代,牧监移向内地,地理环境与马性不吻合,影响了军马的饲养,军队用马转向市马与保马,而市马与保马均难以带来满意的结果。唐后期至宋代都属于军队用马缺乏的时代,而宋代尤其突出,大部分骑兵部队难以获得应该配备的马匹,严重影响战斗能力。辽、金两朝均为非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境土内部草原广袤,多数部族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即为游牧方式,由此为国家获得马匹提供了充足的来源,本章研究分析论述了辽、金两代畜牧业的主要形式以及牧监的地理分布特点,并具体论证是否具备适宜的马匹供给区,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之间军事活动在新疆南部、河西走廊、河湟地区、川西地区、云南西部等几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军事地理进程和方略。指出在西域地区,吐蕃王朝以创建其本土以外的“海外”军事基地为战略方针,以期达到控制西域的战略目标;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是以占据吐谷浑故地为跳板,实现向北方河西走廊与向东北方唐朝关中平原突破的军事意图;进入关内道后,则向北方发展,试图形成以草原包围农区的大战术,以实现对唐朝京畿地区的军事压力;在剑南西川地区,则利用地势比降优势,针对唐朝军队的防御体系,依托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军事城堡的安插实施与唐朝的拉锯;而针对西洱河地区的南诏诸蛮,是以“羁縻”控制方略达到与唐朝的势力均衡。
本项研究的前沿意义和创新性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首次参照现代军事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从诸多角度,对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展开全方位的深入论述。由此针对具体问题所尝试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丰富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具有开拓性价值。

2、荣新江教授主持的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
项目于2008年12月按时结项。
最终成果摘要报告: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此书稿以论文集的形式,收录研究论文23篇,除了第一篇《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作为全书的导论,其他论文按照研究文献的时代分为四编,一、高昌郡时期文献;二、阚氏高昌国时期文献;三、麴氏高昌国时期文献;四、唐西州时期文献。
因为本书所处理的材料大部分以残片居多,很多文书无头无尾,名称、性质不明,我们不仅在拼接、缀合,而且在定年、定性上都需要以研究为基础。此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其中对文书的相关整理过程和理由有详细的说明和论证。但论文集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文书整理,以往利用吐鲁番文献来补史、证史,特别是着眼于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补充。这项工作取得了异常突出的成绩,本论文集中有相当部分的论文仍然是根据新的文献继续这方面的工作,这包括孟宪实对府兵制度、僧籍管理制度的讨论,史睿对文书运行制度的讨论,雷闻对官府文书运行的讨论,丁俊对勾征制度的讨论。并且尝试突破以新文献证史、补史的思路,通过这批新出土的文书,来考虑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包括吐鲁番地域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迁问题,比如裴成国通过供物帐对赋役制度变迁的讨论;吐鲁番盆地与外界的沟通,特别是通过使者和商人而与遥远的中亚王国的交往,并由此给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带来影响的问题,并评估这种影响的优劣,以及吐鲁番在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比如荣新江对“送使文书”的研究;如吐鲁番地区居民的种族构成问题,张铭心讨论了交河沟西出土的粟特人墓志;这种种族构成与不同时期流行的宗教的对应关系问题,比如游自勇对“冥讼文书”的研究指出了与佛教相关的信仰在此地区的传播与变形。
本课题将新出土的吐鲁番文献第一次整理刊布,并对它们进行透彻的综合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学新的课题出发,思考新问题,不仅在材料上为国际学术界提供高质量的整理本,同时也希望把吐鲁番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中国的“吐鲁番学”不再伤心,而且使中国的学术界能够在一定的时限内确保在这个领域的优势。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所谓散藏的文书,主要指日本大谷文书、英国斯坦因文书、中国1990年以前发现的已整理出版的成组吐鲁番文书之外的文书,其中主体是课题负责人在德国柏林调查所获德藏吐鲁番文献,以及其他小收集品,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藏文书等。这些文书中有不少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资料。本书尝试以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为楷模,把散藏在各处的吐鲁番文献尽量收录,这些文书的收藏单位,多则收藏上百件,少则仅数件,现都汇于一编,作出精准的录文,对于前人的录文加以校勘,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尽可能收罗散藏各处的清晰照片收集在一起,一同发表。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典籍编,分为八个部分:(一)经:收录《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典籍写本;(二)小学:收录《尔雅》、《玉篇》、《切韵》等写本;(三)史:收录《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春秋后语》、《新唐书》等史籍写本,其中有佚书、也有宋版;(四)子:收录医药书、占卜书、历日、类书等,其中有逸出传世典籍与敦煌文献之外者;(五)集:收录古佚书《通幽赋注》、白文本长卷《文选》及六朝古诗集等写本;(六)道教文献,其中部分写本为长安官颁道经,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渐;(七)摩尼教文献,是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思想的反映;(八)佛教写经题记。
下编为文书编,分为三个部分,这些文书有助于我们认识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按年代顺序排列:(一)高昌郡文书;(二)高昌国文书;(三)唐西州文书,由于唐西州文书较多,又细分为官府文书、寺院文书和私人文书三类,其中包括经过我们拼接整理的北馆文书、开元二十三、二十九年的户籍。
对于散藏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将会使我们对于吐鲁番的文明史,特别是吐鲁番与中原文化的亲密关系有深入的认识。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东突”分子一直想从理论上论证新疆不属于中国,但吐鲁番盆地在相对长的时间里是直接属于中原王朝的,甚至在中原分裂的时代,一些中原地方政权也曾有效地管理吐鲁番盆地,吐鲁番文献对此能够提供最完整的证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吐鲁番的地方政权都是汉人政权,吐鲁番王国的国民以汉人为主,这个王国积极从中原吸取政治和制度的经验,有效地管理着当地社会,并极力传播中原的传统文化和中原系统的佛教文化。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著作出版情况
1、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3月。
2、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3、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4、陈苏镇《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5、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6、韩巍《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7、王小甫《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9、李孝聪《淮安运河图考》(与席会东合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9月。
10、荣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4卷(《天聖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與社會研究專號),北京大學岀版社,2008年12月。

三、发表论文情况
1、陈苏镇《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2、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新华文摘》转载,2009年2期。
3、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1期。
4 、邓小南《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发表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篇》,联经出版社,2009年5月。
5、罗新《“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罗新《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罗新《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
8、李孝聪《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9、王小甫《斗战神、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5月5日第7版。
10、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121-135页。
11、王小甫《从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国学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1-20页。
12、王小甫《草原地带の突厥石人から見た?|西文化交流》(日译文)(高木尚子译),收在《研究論集》第6集,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9年,45-63页。
13、辛德勇《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
14、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辑。
15、辛德勇《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
16、辛德勇《 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文史知识》2009年第5期 。
17、辛德勇《 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
18、辛德勇《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藏书家》16辑,齐鲁书社,2009年6月。
19、荣新江《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與粟特文化》,郑培凯主编《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城市大学岀版社,2009年,75-89页。
20、Rong Xin-jiang , “Further Remarks on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Iranica 17), eds. Werner Sundermann, Almut Hintze and Francois de Bloi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pp.399-416.
21、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3号,京都大学,2009.3,25-36页。
22、荣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淵源》,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洋文庫論叢),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3月,201-212页。
23、荣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の淵源》(西村阳子译),同上,213-225页。
24、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日文),《西北岀土文献研究》第7号(吳震先生纪念号),2009.3,1-18页。
25、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第12版《史学》。
26、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樊英峰主编,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3-9页。
27、荣新江 (翻译)《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吉田丰撰,与广中智之合译),《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岀版社,2008.12,97-108页。
28、荣新江《中国の敦煌学研究と国际的视野》(广中智之译),《シルクロード研究》第5号,创价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センタ-,2008年3月,114-129页。
29、Rong Xin-jiang , “Russian Exp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in Russian and English),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219-226+3figs.
30、荣新江《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译本评介》(与陈昊合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7卷第3期,2008年,388-390页。

四、书评及其他
1、荣新江《從巴黎拍賣圓明園文物想到的》(编者改名:爱国情绪以外,还须沉着对弈),《明報》2009年2月28日D4版“副刊世纪:人文·关怀·视野”。
2、荣新江《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序》,同书,三联书店,2009.5,1-2页。
3、荣新江《卷首語》(與劉後濱合撰),《唐研究》第14卷(《天聖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與社會研究專號),北京大學岀版社,2008年12月,1-7頁。
4、荣新江《2008年和田考察行程日志》(与朱玉麒、姚崇新合撰),《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岀版社,2008.12,127-151页。
5、荣新江《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2008年3月,163-166页。

五、部分论文摘要
1.陈苏镇《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
东汉经学以阐释和构建仁义忠孝等道德信条及行为规范为重心。在这一任务面前,今、古文学各家虽仍有不同,但无根本分歧。今文学垄断太学,仍是官方学术的主要形式,但其章句学方法不再是主流。古文学以兰台或东观为大本营,用校勘、训诂等方法,逐步统一经文、经义和经说,成为推动东汉经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2.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汉唐之际一般被称为中古早期,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社会、文化及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以苗瑶语为主的南方土著族群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所进行的华夏化,这方面留下史料最多的是长江中游的所谓蛮族。深入观察诸蛮社会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会发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多样性极端突出的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则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这个政治过程通常都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角色,就是解释南方社会历史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

3.邓小南《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材料”與“議題(問題)”,始終是歷史學家所面對的挑戰。要求得議題方面實質性的突破,而不是滿足於用語、辭彙的改變,只有從材料的搜討與研讀開始。新議題與新研究的出現,不僅有賴於既存史料的重新解讀,也有賴於史料範圍的再開拓。
關注中國古代性別史的研究者們,一方面由於跨學科的理論建設而感到焦慮,另一方面也由於資料的缺乏而頗受困擾。大家都意識到,要突破一種根深蒂固的“經典話語系統”,需要把研究的取材範圍從“精英著述”擴大到“邊緣材料”。這裏既包括文字資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傳統文獻之外的檔案、方志輿圖、墓誌碑銘、宗教典籍、醫書、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書信、契約、婚帖等等),又包括對於各類實物資料、圖像材料乃至情境場景(發生環境、社會氛圍等等)的綜合認識及其與文字資料的互補和互證。
就本文所討論的內容而言,所謂“出土資料”,主要是指通過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包括文字的與非文字的實物資料,特别是出自墓葬遺址的資料。大量唐宋墓葬的發現和發掘給研究者提供了豐富而新鮮的刺激,出現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唐宋”並稱,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時間概念。這既是因為兩個時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連續性,牽動著我們對於“文明巔峰”的自豪記憶,也是因為兩段歷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反差甚至“斷裂”。這段時期所經歷的社會變遷過程,其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歷來受到學界關注。儘管本文以“唐宋”並稱,但兩段歷史的研究者對於考古材料的利用程度相當不同。從唐史研究近年間的發展趨勢來看,以敦煌吐魯番文獻、墓誌、考古發現為主要史料來源的專題研究成績突出。而宋代考古,就其歷史時期而言,是考古學中比較晚近的一段。正因為如此,其受到學界重視的程度、材料的整理與研究明顯地不如唐代。由於沒有足以衝擊既往研究體系的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材料——出現,宋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議題,多年來始終比較穩定。
如果將議題聚焦於女性研究,則應當指出,我們對於考古資料的研讀與利用還相當不夠。近一二十年來,學界對於墓誌銘和敦煌文書的關注日漸密切,並在此基礎之上出現了許多深入的討論,但對於其他類型的出土資料,我們似乎還注意不多。
本文的重點,不在於對唐宋女性生活綜合性的對比研究,而是選取個人接觸到的部分方面,予以粗淺介紹,並希望進而討論考古資料——特別是墓葬出土資料——對於我們觀察唐宋女性生活可能提供的幫助。

六、著作内容简介
1、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
本书的重心是讨论秦汉时的官僚等级制度。作者把官阶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两点;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提出了“品位结构”概念,用以观察各种位阶的组合、搭配和链接样式;对品秩的构成要素、品位结构变迁的主要线索、官阶研究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建构性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一个“爵本位”──“爵─秩体制”──“官本位”的变迁模式,并从分等分类角度对之进行了系统论证。书中还利用新出史料,对秦汉官阶史的若干要点进行了考证,使一些前所不详的暧昧史实,如“宦皇帝者”问题、“比秩”问题等,得以浮出水面,并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

2、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本书主要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来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对这一名号制度进行功能和结构的分析,从而把北族的政治名号分解为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名号演化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双重过程,使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开始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本书就是从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中古北族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发掘和整理。

3、陈苏镇《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对官僚政治在夏商周时代的萌发,秦汉时代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衰弊进行了追源溯流、一气贯通而且脉络清晰的叙述,对三省制、察举制的进步等萌芽于南北朝丽勃兴于隋唐的政治制度,也有极具洞见的见解。

4.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与集权官僚政治制度发展,进行了宏观阐述。

5.张帆《辉煌与成熟:隋唐至明中叶的物质文明》
介绍了隋唐到明代前期长达九百余年的时问内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描述了唐代的文治武功和郑和下西洋等壮举的历史背景,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更加全面了解这一时代中国社会的辉煌。

6.韩巍《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
从远古至秦统一的中国物质文明发展史,在梳理数十年来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对农业定居与青铜工艺这两项具有标志性的文明特征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描绘。

7.王小甫《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以隋唐至明中叶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为论题,重点对上承秦汉魏晋之迭次演进,下启宋元明清之完善发展的隋唐政治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涉及隋唐时代的政府组织、科举制度、田赋制度、军事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由此演进而来的宋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也有简单介绍。

七、学术研讨会、讲座综述
1海峡两岸中国古代史教学研讨会综述
2009年3月28-2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发起和组织的“海峡两岸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多功能报告厅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分别来自内地14所高校和台湾4所高校,都是所在高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学负责人或教学骨干,为了切实提高中国古代史教学水平,改革教学内容及方法,教授们相聚一堂,共谋对策。本次会议采取分组报告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把议题相对集中的报告分为一组,以便于议题的集中和深入探讨。会议上有一些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参与,以及不少研究生甚至外地的教师闻讯赶来旁听,整个会议始终充溢着热烈的相互请益和讨论气氛。
3月28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的主持人阎步克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召集这次会议的缘起:内地和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感觉近20年各种学术研讨会应接不暇,但很少有关于中国古代史教学方面的,因此当邓小南教授提出这个创意和筹划后,很快得到了多位学者的响应。阎教授强调历史教学之美,在于各大学、各老师的参差多姿。我们研讨的目的不是统一认识,研讨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教学套路,而是相互借鉴、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形成适合各学校和老师自己的教学方法和风格。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各位与会者的感谢和对此次会议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情况。
整个会议共分五组,虽然各组主要关注议题不同,但会议进行中逐步形成一些集中讨论点。第一点是关于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目标的讨论。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在多年教学实践中,通过“讲故事”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对传统的亲切感,并使学生能从故事中得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感悟历史,神入历史。他认为善于继承传统的人,会成为优质的公民。阎步克教授提出既要使学生获得一种基本的史学研究训练,也要把前人积累的历史知识和认识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社会、人生的态度产生有益的影响。教学目标既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归着点,所以对此的讨论贯穿了整个会议。虽然各个地方和学校的教学对象稍有差异,因而教学目标不尽相同,但与会者一致肯定的是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在展示历史魅力、传承永恒价值、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塑造崭新公民观等方面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第二点是教学方法和技巧问题。这也是本次会议最精彩和讨论最多之处。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她针对北京大学和台湾成功大学学生的不同特点而做的教学方法探索,“准专题”式讲授、组织讨论、学生汇报演出、问题与材料结合、课外辅导和谈心等经验介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张元教授特别强调要考虑学生在想什么,如何才能引导学生兴趣等问题,并通过现场“讲故事”把讨论引向了高潮,使大家对其课堂魅力有了切身体验。阎步克教授通过具体例子展示了他教学中个性化的一面。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和阎步克教授精美的ppt都赢得了学者们的赞叹。北京师范大学罗新慧教授以有趣的案例介绍了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的特殊魅力,并介绍了该校利用参观考察、论文评奖等方式调动学生研究兴趣的努力。刘静贞教授将其教学思路设计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郑州大学安国楼教授介绍了教授《中国史学史》时通过让学生写自传等方式来提高学生兴趣和强化知识的努力。南京大学邹劲风教授结合其教学实践,介绍了她在中国古代史对外教学中如何选择书籍和知识点,以吸引国外学生兴趣的经验。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以《宋史·职官志》为例,介绍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引导本科生阅读史料的实践,这种方式和具体操作过程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讨论。老师们的教学方法与实践各显特色,但特色背后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即“视教学为恋爱”的极大热诚和情感投入,以及“要对得起学生”的强烈责任感。
第三点是如何处理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问题。阎步克教授指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受学生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能在教学中渗透自己的研究,而高校历史系负有培养研究型人才的责任,在教学中既要有知识的传授,更要有研究方法的启发。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认为大学的教育要使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研究方法,做到“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罗新慧教授介绍了她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问题做深入追踪和研究的案例。
第四点是教学中如何处理价值判断、民族情感和事实判断,以及如何体现中国古代史在人文精神教育方面的特有优势等问题。阎步克教授谈到由于高中教学框架的影响,刚入校的大学生多数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混为一谈,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解决这一问题。在回应以“讲故事”为途径的教学方式是否含有价值选择时,张元教授强调他的价值选择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要让学生去感受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结合他实际教学实践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人文”概念的理解,强调多民族的教学对象使他更加注重从多元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而非仅从汉族主体视角。吴晓亮教授和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都从自己教学中遇到的实际困惑出发,谈了自己处理民族情感和历史评价的方式。邓小南教授谈到历史教学应该渗透和传输人文精神,并且指出学者都会有其情感和立场,在涉及具体历史评价时,应该将其放回历史场景和过程中看待。
第五点是关于构建中国古代史本科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团队的问题。阎步克教授强调教学的规范化和个性化,规范化中就包括了对教学体系的设计。张海英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与调整,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台湾大学阎鸿中教授和台湾师范大学林丽月教授分别介绍了其所在高校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国通史教学课程体系的安排以及存在的问题。刘浦江教授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作了介绍,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肯定,但他也指出存在的热爱教学且教学水平高的教授人数过少等问题。
第六点是中国古代史的教材问题。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谈到,现在高校古代史教学所用教材虽然已不止一种,但多年的教学实践,使他觉得仍没有一本可以超越和取代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阎鸿中教授也谈到自己教学中对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和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的利用。四川大学粟品孝教授展示了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通识课所用的教材《中华文化》。吴晓亮教授谈了云南大学历史系所用张岂之先生《中国历史》内容多和实际课时少的矛盾。北京大学张帆教授则介绍了北京地区现行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并分析了各版本教材的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
第七点是有关性别史和妇女史教学的问题。台湾清华大学李贞德教授介绍了妇女史在台湾兴起和活跃的历程,并以具体案列,讲述了她如何在解严后的台湾教授中国妇女史课程,指出从妇女史这一视角切入中国古代史的话,会让学生觉得历史和他们并非无关、并不陌生。武汉大学杨果教授则强调将性别视角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和教学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并以科举为例作了说明,但同时也指出大陆高校在女性史研究和教学中的困境和不足。台湾成功大学刘静贞教授通过对个体女性如杞梁妻和孟姜女进行分析的案例,展示了她如何引导学生关注历史书写和历史解读等问题。
第八点是中国古代史作为通选通识课的问题。山东大学王育济教授介绍了他们推广《中华民族精神概论》成为全校公共课的经验。韩茂莉教授演示了她所开通识课“中国历史地理”的课件,并以典型例子说明了她如何吸引存在明显知识基础缺失的学生之兴趣。北京大学叶炜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通选课“中国通史(古代部分)”教学参考书选择的标准及其阅读情况。粟品孝教授通过丰富生动的课件向大家展示了他们如何努力使《中华文化》课成为一门受学生欢迎的通选通识课。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介绍了北大在探索的文科大部类通识课教学计划。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的中国古代史通识课教育情况,也指出了通识课和专业课所讲的中国古代史知识衔接不上的问题。多数与会学者都认为对中国古代史通识课应该更加重视,在师资投入上,应改变以前多由经验不足的教师上通识课的局面。
第九点是关于高校中国古代史课时的讨论。不少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古代史课程课时有被压缩的倾向,这给中国古代史教学带来了不少困难。包伟民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在这方面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与会者们对高校中国古代史究竟该安排多少课时、如何争取课时、在现有课时下如何有效安排教学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与交锋。
29日下午所有分组报告研讨结束后,张元教授和阎步克教授主持了圆桌讨论。张元教授回顾了台湾东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在历史教学方面曾经面临的困境和因应方式,并指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之后各位学者围绕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更充分的交流,部分学生也积极参与了讨论。最后阎步克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虽然不少学者都提到了中国古代史教学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和困境,但这么多热爱教学并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都提供了自己的优秀经验和应对方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长,相信每位与会者都会满载而归。
会后,与会者纷纷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机会和平台,使更多学校和学者能够就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的现状和对策展开对话和交流。(张卫忠)

2网络时代海外中国学文献的检索讲座,报告人:杨继东
随着新科技的兴起,当代学术研究的手段和交流方式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近二十年来互联网的兴起,公共资源的普及,学术成果利用数字化逐步推广,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学术信息成为越来越多学人的选择。针对这样的发展状况,掌握和利用网络学术资源成为当今学人不可或缺的学术素养之一。
2009年4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联手,邀请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杨继东博士,做了题为“网络时代海外中国学文献的检索”的主题报告。报告主要针对现今学术研究著述,尤其是西文研究文献,介绍了海外数字化文献的发展状况及其检索方式。
报告首先提示我们在检索中要注意关键词的使用方式。利用布尔逻辑算符(and, or, not, etc.)、词组输入以及一些特殊符号(如wom?n –women, woman)进行检索。检索中注意汉字的不同拉丁化方式,如威妥玛式拼音和汉语拼音在检索中的使用,法文文献中采用的中文转写法,以及历史上沿用下来的一些特殊拼写方式。
其次,报告着重介绍了十个重要西方学术期刊数据库,分别如下:

  1. WorldCat: 注意选项要锁定WorldCat,此数据库提供书目检索,出版信息。
  2. 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BAS 涵盖英德法文,西方首选查阅亚洲研究著作的数据库。缺陷是更新慢,滞后二至三年,无全文检索及下载功能,系统设置有些小错误,无词尾省略、复数自动检索,’s忽略,威妥玛式与汉语拼音不相兼容等。
  3. Jstor包含的亚洲研究刊物:涵括主流西方杂志的数据库,但主要收录的是五年前出版物。
  4. ARTstor:收录大量艺术类文献,包括很多珍贵图片资料,但检索需要授权。
  5. Project Muse:含China Review等重要的中国学杂志。
  6. PAO(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有全文下载功能。
  7. PIO(Periodicals Index Online):目录索引。
  8. IngentaConnect:侧重美洲,但也包括《通报》的所有期卷。
  9. ABI/INFORM Global:包含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最新全文数据。
  10. CSA Illumina:欧洲出版人文杂志,包括东亚研究刊物。

此外,他还介绍了几个专题的数据库:
1、ProQuest Dissertations: 收入北美地区博士论文,检索时需“姓+逗号+空格+名”,逗号后空格。
2、Francis:包含法文的刊物。
3、Cambridge Histories Online剑桥史系列:用威妥玛式拼音检索。
以上介绍的各个数据库收入中国学书刊有所侧重,收入的杂志也互有重复,且包含年份不同,不能跨库检索。目前网络资源的努力方向是跨库检索,并逐步开放网上资源。他又介绍了四个开放资源的数据库:
1、eScholarship Editions:加州大学支持。
2、ACLS Humanities E-Book: 不支持词尾省略,如查中国相关文献需输入关键字:China or Chinese。一些书籍能全文在线查看。
3、Online Books Page:私人创建,收入书籍多达35000种。
4、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此数据库无纸本,全免费。包括免费学术期刊总的目录。
除了西文数据库,杨博士还用其丰富的知识,介绍了常用的日文、俄文研究中国的文献数据库。如:东洋学文献类目和国立国会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库检索。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库包括最重要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检索结果涵括书名、章节。针对检索书籍,有杂志记事索引和书志扩张索引两种方式,均为免费。但日文数据库也存在缺陷,如Unicode技术落后,日文汉字、中文汉字不能通检,一些文本制作采用图像扫描的方式,不能检索等。
杨继东博士的报告清晰扼要,无疑凝结了其长期积累的学术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
报告会由荣新江教授主持。报告后,北大古文献中心、中古史中心以及北大图书馆的教师和研究生提出一些有关数据库使用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使用时遇到的问题,杨博士和大家做了充分的交流。(古丽巍)

3、基地重大项目战国秦汉简牍所见制度与社会综合研究 开题研讨会综述
2009年6月16日下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了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战国秦汉简牍所见制度与社会综合研究”开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课题组成员吴荣曾(北大历史系)、汪桂海(国家图书馆)、马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刘乐贤(首都师大历史系);特邀专家李家浩(北大中文系)、刘华祝(北大历史系);北大社科部副部长萧群、郭琳;中心成员阎步克、荣新江、陈苏镇、韩巍、吴世英。会议由中心副主任罗新主持。会议还吸引了北大法学院从事法制史研究的老师前来参与讨论。
“战国秦汉简牍所见制度与社会综合研究”将主要利用已经整理公布的战国秦汉简牍和相关考古报告,结合传世文献以及石刻、玺印、封泥、金文等其它考古材料,从文献学、文书学、社会史、制度史等多角度、多层面,对战国秦汉历史研究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转变等问题,突破过去因断代划分而形成的孤立和零碎的研究局面,不仅在细节研究上提出新问题,并且要求革新研究手段,以长时段的制度发展和社会变迁为背景,在局部研究取得重要推进的同时,力争整体上的突破。该课题将争取在多学科的交叉区域,在互相关涉之处,发掘新的历史问题,获得新的历史认识,尤其注重战国到汉末这个长时段之内的整体观察。
“战国秦汉简牍所见制度与社会综合研究”共有五个子课题:(1)简牍所见战国秦汉的经济与社会变迁。(2)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文书制度与官僚政治的运作机制。(3)简牍所见战国秦汉刑罚制度的演变。(4)简牍所见名物与制度、文化研究。(5)简牍数术文献与战国秦汉社会信仰。
会议首先由汪桂海介绍了课题的总体目标、子课题设计、研究队伍和课题组成员的前期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吴荣曾先生指出,北大向来有金石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该传统如今有些淡薄。简牍研究已成为当前的显学,以简牍材料纠正、补充传世文献的例子很多,秦汉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人不利用出土简牍,因此没有理由不重视简牍的研究。他表示主持这个项目就是希望通过整合北大、国图、社科院及其他院校的研究力量,在简牍研究方面做出新的成绩。
会议围绕该课题的前沿性、存在的难度等多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第一,新的简牍大量出现,给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史料和新活力。该课题的设计有相当一部份以新出的简牍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研究的前沿性。
第二,以往对简牍的研究多侧重于语言学和思想史,而该课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简牍是很有价值和潜力的。
第三,团队成员在各自的领域都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保证了团队的活力和前景。
第四,各子课题非常有启发性和挑战性,其设计有待深入钻研。从非常具体的社会细节出发,最终通过若干环节的突破和挖掘,有望对战国秦汉的社会形态变迁和历史进程提供许多新鲜的、有价值的看法。比如,战国秦汉的社会形态如何认识?历史转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何以在井田制瓦解后,没有走向土地私有化?和六国比较起来,秦的刑罚是不是更严酷,和汉法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奴婢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是否是绝对化的?宗教信仰观念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司法,以及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一系列有价值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第五,目前国内多个大学成立了简牍研究机构,北大应该以此为契机,承担这方面研究的重责,更要有长期的规划,要推出系列的成果。
第六,教学科研要互相促进,一方面可通过课题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又可将新的研究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
会议认为,该课题是一个有潜力的课题,可望在许多长期以来难以理清的具体问题上做进一步探讨,从而准确把握战国秦汉时期制度与社会变迁的轨迹。(吴世英)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