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

荣新江

  从1995年12月出版《唐研究》第1卷以来,已经十年了。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在每一卷上写“卷首语”或“编后记”之类的文字,但是在《唐研究》第10卷出版之际,还是有许多联想,编辑中的酸甜苦辣一起涌来,这其中既有审稿的艰辛,又有退稿的难堪,当然还有出版后的喜悦,真想一吐为快。然而,《唐研究》十年来对唐研究到底做了什么贡献,今后的路该如何走,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更值得思考和总结的。
  2000年,我曾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一文中,讲述了我们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即(1)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也希望有更多的打破学科界线,用综合或比较的方法研究唐朝的论文;(2)对于一些传统的研究主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有新探索的论文,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3)对于学术界近年来热衷探讨的课题,我们更希望加大这方面的篇幅予以鼓励;(4)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5)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我还结合前五卷发表的相关论文,做了简要的论述[1]。从2000年以来出版的后五卷,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编辑理念,读者只要看一下本卷所收《<唐研究>第1-10卷分类目录》,即可明了。我这里只想围绕着编辑《唐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有关唐研究的走向问题,略抒己见,这其中包含着我对《唐研究》今后发展方向的思考。
  在《唐研究》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也正是唐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踏步时期,研究的课题从比较集中的一些方面,逐渐扩大到越来越广阔的领域。这样说,对于传统的课题和现代的课题,并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事实上,不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课题,在这十年里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唐代的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方面,《唐研究》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2],如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卷八)、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卷十)、雷闻《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卷七)。而所谓现代的课题,是指用新的社会学、宗教学、性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所做的历史学研究,《唐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鼓励,比如我们发表过有关唐代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 (卷五)、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 (卷七);又,有关性别史方面的文章,如刘健明《<隋书·列女传>的贞烈观念》 (卷七)、范家伟《从<千金方>论唐代前期女性身体观》(卷八)、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卷十)、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卷十),对于唐代妇女史和性别研究,都是有力的推进;还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的疾病史和环境史,我们发表过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 》(卷七)、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卷八)。相对来讲,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深厚的传统课题研究的强势,同时也要扩大思路,开阔视野,引入新的理论思考,用新的方法来探讨新的问题,拓展唐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新的学术领域往往是在跨学科的地方生长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已经突破历史学的藩篱,把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他们的成果往往是多领域的。比如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卷十),既是他对社会史中日常生活问题的继续探讨,也是对制度史研究的贡献;朱玉麒《脱靴的高力士——一个文学配角的形成史》 (卷七),对于作为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的高力士,做了历史和文学两方面的考察;罗新《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卷十),从民族史的视角,来解释唐朝皇帝尊号制度的来源;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卷九),主要的着眼点是对国家祭祀礼仪的研究,但同时也是研究唐代美术史的重要收获。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论文,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唐史研究的突破,是我们最为欢迎的文章。
  最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利用,古籍和参考文献的电子化异常迅速,到目前为止,唐代的文献已经大多数电子化了,给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条件。许多以前难以见到的大部头的古籍,如《四库全书》,现在不仅能随意翻检,而且有非常便利的检索工具,可以迅速找到所要翻检的内容,也可以代研究者查找相关词汇。另一方面,轻印刷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印刷的速度和质量,不仅大量文本文献和研究著作大量出版,过去很难看到的敦煌文书、考古文物的图片,也以非常精美的图录形式发表出来,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处在这样一个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时代,《唐研究》也部分承担了发表新资料的任务,发表过俄藏敦煌文书中的唐朝女诗人的诗集《瑶池新咏》(荣新江、徐俊,卷七)、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石晓军,卷八),还有大量的西安周边出土的唐五代墓志等等。
  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和近年来唐史研究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加上个人计算机快捷处理文字、图像的方法,使得一项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成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唐研究》从第九卷开始,除特殊情形外(如第十卷作为十周年纪念专号),基本上都采取某一专题研究的专号形式来编辑出版,也就是把该卷的主体论文,集中到一个涵盖面较广,可以做跨学科研究的题目上来。比如第九卷的长安研究专号,其标题是“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除了我的引言《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外,有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新的视角,特别是把长安变成一个活的都市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考虑到它是一座城。这样一组文章,连带同一卷发表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一起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学术集群,可以集中对某些问题做更为深入细致、更有创新意义的探讨,它所绽开的花朵也显得更加绚丽,更加灿烂。从我们已经得到的反馈来看,这样的专号对于学术的推动要比散发的论文大得多,因此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强调对于某一专题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不是要引导大家都去做一些专题的探讨,其实,我们更加需要有比较雄厚学养的学者,能够就自己所熟悉的隋唐史的某个方面,发表宏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纪念《唐研究》十周年的专号上,一些唐史学界的资深学者,发表了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宏观看法。如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等,这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论述文字,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成果。今后,我们仍然欢迎在每个专题上,能有一些宏观的论文发表。
  《唐研究》之所以名为“唐研究”,就是希望它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的范围里,而且也包括对唐朝各个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于发表思想、宗教、语言、文学、文献、边疆民族、中外关系、考古、美术等方面的论文,如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 (卷五)、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 (卷二)、陈万成《杜牧与星命》(卷八)、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 (卷六)、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 (卷四)、葛晓音《论开元诗坛》 (卷三)、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卷六)、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卷七)、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 (卷四)、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 (卷四)、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卷九)等等。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在唐代文学、考古和美术史方面的论文少了些,而事实上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有着非常雄厚的研究基础和训练有素的一批学者专家,把他们的优秀论文发表出来,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1995年创办刊物时起,我们遵循国际学术刊物的规范,坚持只发表论文和书评。相对而言,约写纯学术的书评并非易事,而发表带有批评性意见的书评,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十年过去了,虽然我因为发表批评性的书评而得罪了一些朋友,但《唐研究》却因发表大量的书评而备受好评。我们发表书评的目的,“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3],我想这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经过十年的坚持,我们已经拥有一个以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书评撰稿队伍,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钦佩。现在,看到许多中国新出版的学术刊物上的纯学术书评日渐增多,我们对中国学术能够在自我检讨和与同行比较中更加进步,充满了希望。我们仍然要坚持评那些值得我们评论的著作,坚持发表批评性的书评。
  在过去的十年中,《唐研究》是以汉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为了与国外同行对话,我们每篇文章都附有英文提要,同时也少量发表英文文章。考虑到今后研究唐朝的学者基本上没有阅读汉语的困难,所以我们将尽量把首发在《唐研究》的英文稿译成汉语发表。本卷所收的《剑桥中国史》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和他的同事思鉴 (Janice Stargardt)女士合作的论文,以及唐研究基金会会长罗杰伟(Roger Covey)先生让我们刮目相看的大作,都是以中文首次发表的。
  《唐研究》,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唐朝历史的刊物,当然我们也把与之密切相连的隋朝和五代包括进来。今后,随着研究课题的扩大,特别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某些新的视角来看唐朝历史的时候,我们将不把涵盖的范围局限在唐朝,只要是和我们研究唐朝有所关联的其它文章,我们也拟发表。今后《唐研究》将更多的以某个专题的形式发表一组文章,在我们拟议中的一些题目,就有不少是跨朝代的“长时段”研究课题,比如我们正在准备的第十一卷“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就必然会发表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我想这对于唐研究来说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回首十年的成长历程,应当说《唐研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会长罗杰伟先生的大力支持,基金会各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唐研究》的各位编委给予了直接的鼓励和支持,许多热情的朋友和一群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及研究生为每一卷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此,我在此郑重表示感谢。更让我感激的是,在我向各位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唐研究》编委以及海内外特邀的撰稿人发出十周年纪念号的约稿信后,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本卷《唐研究》汇集了唐研究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所撰写的最新论文,我相信,它们既是唐研究许多领域的最佳成果,也是《唐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唐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4-10-5完稿,原载《唐研究》10,2004.12)


[1]《唐代史研究》3,东京: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0年,54-58页。

[2] 因为前五卷的重要文章在《<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一文中已经提到,以下提示的论文,多选自第6-10卷。

[3] 同注[1]。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