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荣新江

  气贺泽保规先生要我给《唐代史研究》写点东西,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对于唐史研究可谓乏善可陈,但五年多来编辑《唐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对唐代史研究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编辑中的甘苦且不谈,作为主编,这里结合前五卷的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和发表某些文章的旨趣。
  《唐研究》是研究有唐一代各个方面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年刊,每年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象九十年代出现的许多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学术集林》、《华学》、《敦煌吐鲁番研究》、《学人》、《原学》等等一样,《唐研究》不能与一些学术单位所办的定期刊物相比,因为我们没有《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那样的编辑部、庞大的作者队伍和源源不断的来稿,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我接手这件事情以后,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熟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成为“三期刊物”。我想中国学者需要纯学术的专门刊物,哪怕只出三期,也是好事。在罗杰伟(Roger E.Covey)先生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好在已经过了“三期”的劫。
  我虽然是学习隋唐史出身的,但多年来在敦煌学、西域史的圈子里转,在研究唐史的学者眼中,只能算是唐研究的外围人员。在1994年年底的“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我之所以勇敢地接下来主编基金会学术年刊的任务,是出于某些考虑。一是多年来周游列国,翻阅过大量的西文、日文学术刊物,总觉得我们常常翻阅的中国定期学术刊物有些不足,人情稿件带来的研究不够新颖,不讲求学术规范,没有真正的书评,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需要有和国际接轨的纯学术刊物面世,我在莱顿大学汉学院逗留时间较长,很赞赏《通报》(T'oung Pao)的做法。二是要创办一个研究唐朝各个方面的刊物,只在唐史中转圈子是不行的,而我由于做敦煌学的缘故,自己不得已而变得有些接近“杂家”了,禅宗、俗文学、艺术史、考古等都弄过一点,而又结识了一大批唐史圈外的各行当的能人,这或许是办综合性刊物的优势。三是我在学界向来是“广结善缘”(施萍婷先生语),平日在北京或在国外,常常给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学生复印材料,相信会有不少学界友人为刊物提供帮助;同时,作为高校的教师,办学术刊物也是训练学生的方法之一,就像《东洋史研究》那样。现在,《唐研究》已经出版了五卷,这是研究唐朝各方面的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唐研究》编委会成员、匿名审稿的专家和核对史料、寄送稿件样书的北大隋唐史博硕士研究生们,《唐研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唐研究》没有“名人访谈”、“学者笔谈”等栏目,而以国际通用的学术刊物为基本模式,主要内容只有“论文”(包括札记)和“书评”。由于篇幅有限,又是“个体户”式的业余经营,所以我们不能像定期刊物那样面面俱到,而是在分析唐研究学界状况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编辑方针和选材标准,其核心的一点,就是“新”。
  首先,我们最希望发表的文章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变换新视角的论文和札记,也希望有更多的打破学科界线,用综合或比较的方法研究唐朝的论文。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卷五),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盛唐,得出了与普通人心目中的盛唐所不同的印象;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唐代江南的生态环境》(卷一),则利用一组诗歌,来研究中唐以后南方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卷四),是透过教育和法制的研究,来揭示专制皇权中礼和律的本质;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卷一),是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文人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以及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等,对盛唐诗歌风貌的综合研究;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以〈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为例》(卷四),则利用敦煌灵验记类的材料来说明其史学上的价值;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卷一),是利用新发现的壁画材料所做的比较研究。
  其次,对于一些传统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些新的探索,而对于述论式的文章则拒之。这种新的探讨结果,如制度史方面的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卷三)、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卷五)、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卷二),政治史方面的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卷三),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卷三),西域史方面的张广达与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卷三),文学史方面的陈允吉《〈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心》(卷二)、程毅中《唐代小说文献研究 》(卷五)、历史地理方面的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卷五),均非泛泛而论的作品,或者提出了新观点,或者变换了新角度,或者利用了新材料,比传统的认识有所进步。
  第三,对于学术界近年来热衷探讨的课题,我们更希望加大这方面的篇幅予以鼓励,但有些问题尚在起步阶段,有些课题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发表的文章也水准不一。有关社会史的探讨最为欢迎,但目前文章不多,其中黄正建的《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卷四),是社会生活史的佳作,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多有启发;吴玉贵的《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卷五),是有关唐朝社会“胡化”的个案探讨,比较深入;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卷四),是他对人口和家族问题的再研究;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卷二),是他研究岭南社会的系列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卷三),是研究敦煌僧尼生活的系列成果之一。 此外,如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是学界目前争论较多的领域,我们发表了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卷一)、韩升《唐平百济前後的东亚国际形势》(卷一),仍希望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有关礼制的研究在中国沉寂多年,现在有复兴的趋势,我们发表了史睿的《北周後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卷三),虽出年轻学者之手,但审稿人和发表后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认为这篇文章颇有见地。我们很希望鼓励宗教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道教、民间宗教、三夷教等。道教方面发表了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试探》(卷一)、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卷二),还是属于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而不是宗教史研究;民间宗教有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卷二),是开拓性的研究,我们非常欢迎类似的研究论文;三夷教则有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卷四),是出自分别深入研究过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专家之手的宏观论述,值得参考。
  第四,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是《唐研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考古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考古报告一类新材料,必须首先公布于《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和各省的地方考古专刊上,我们也正乐得于发表以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而写出的考古学和艺术史方面的论文。在第四卷中,我们发表了一组这样的文章: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加上第五卷上沈睿文的《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 》,是涉及唐代艺术史和考古学许多方面的重要成果。新材料包括新找到的传统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前者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卷二)、荣新江与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卷五),其中俄藏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专收唐朝女诗人作品的唐诗选集《瑶池新咏》和“女中诗豪”李季兰献给泾原兵变首领朱泚的诗,都是久佚的重要资料,对于唐代文学、历史和女性史的研究都有助益。相对来讲,以新发现的唐人墓志为主的后者,篇幅较多,如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卷二)、葛承雍《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卷三)、刘瑞与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卷四)、葛承雍与李颖科《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卷五)、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对于唐代政治史、民族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墓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今年年底出版的第六卷中,也将发表西安新出土的若干墓志资料。
  最后,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也是《唐研究》的既定方针之一。有时候一个研究生花一两年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所得结果往往比一个资深的学者在探讨一个新问题时显得更加准备充足;有时候学生对新问题和新材料有更强烈的敏觉,可以写出颇富新意的文章。前述史睿、万毅、刘屹的文章,以及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鯩书的成立过程》(卷一)、刘诗平《唐代前後期内外官地位的变化──以刺史迁转途径为中心》(卷二)、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卷五)等文章,都是学生的习作,在发表前,他们根据导师和审稿人的意见做了充分的改订。虽然其中有些仍显得有些幼稚,但学术刊物的作用之一,就是要推出新人,目前知名的一些研究者,在年轻时往往有连篇累牍地在一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如岑仲勉、杜希德(D.Twitchett),使之很快成为唐研究的重镇。
  论文之外,书评是《唐研究》着力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现行的学术刊物在书评方面没有严格的规范,往往都是些一味吹捧的文章,所以书评的组稿有着更多的困难。好在今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有着一种冲破旧学术体制的愿望,有勇气来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唐研究》经营书评的另一想法,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所有我们希望作历史的来评文学的,作考古的来评历史的,做文学的来评宗教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也互相评论;从而达到促进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但为了保持书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唐研究》采取国际惯例,书评不接收投稿,由我们约请与所评图书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或在该领域沉潜有年的学者来撰写书评,书评代表了本刊的水平,所以一般我们是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
  已经发表的书评中,有行家评行家,如葛兆光评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兴膳宏与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以上卷二),莫砺锋评Stephen Owen,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卷二),蓝勇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卷二),陈尚君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二辑(卷三)、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卷五)等等,都是说到点子处的书评。有不同学科的评论,刘健明评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荣新江评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卷二)等。也有不同国家学者的评论,如黄正建评堀敏一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卷四),赵和平评仁井田升著、池田温等编《唐令拾遗补》(卷四),韩升评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卷四),张国刚评Thomas Thilo,Chang'an: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Teil Ⅰ:Die stadtanlage(卷四),Max Deeg评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五)等。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著作的评论,有的以介绍为主,如刘屹评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ang(卷五),但对于许多不懂相关语言的唐研究者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有的书评含有尖锐的批评,如徐俊评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卷二),辛德勇评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杨泓评杨希义等《唐代军事史》(卷五),荣新江评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卷五),何德章评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张国刚评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卷五)。 
  我们发表书评的原则是,朋友归朋友,批评归批评,评书不评人,完全立足于学术,所评之书都是值得评论的书,太差的书我们是不评的。虽然如此,在重礼仪的中国,发表批评话较多的书评,还是会招致许多误解,我也因为坚持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学术期刊惯例,而失掉了一些朋友。其实反批评如果有道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展开学术争鸣,但有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过是以所谓“礼”来干预“法”,往往回避学术,强调语言不当。已故著名唐史专家严耕望先生曾就蓝勇先生在《唐研究》第二卷批评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写给本刊编委刘健明先生一封信,完全接受蓝勇的批评,并且希望蓝勇“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更好”(《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10页)。我读了这封信非常感动,这是老一代史学家对学术的真诚,也是对我们书评工作的巨大支持。
  此外,我们还发表一些已故唐研究专家的纪念文,已刊者有关于唐长孺、黄约瑟(卷一)、严耕望(卷三)的纪念文字和他们的论著目录。
  《唐研究》每卷的最后是新书目,原本是按西文杂志的模式,最后是“待评书目”,但目前计算机大大地推动了学术著作的出版速度,第一卷的书目有三页半。池田温先生撰文介绍时说,这些书不可能都要评,所以称作“待评书目”不妥。我们接收池田先生的指正,改作“新书目”,尽可能多地收录前一年内出版的有关唐研究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名目,有些出版物,特别是日本和欧美的出版物,往往不能马上在北京见到,所以有时新书目中包含有一些两三年前的书。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积累,可以大致提供给研究者一份大体上从1994年以来的唐研究书目。
  借此机会,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同行表示敬意,并欢迎诸位先生把您们的大作和书评投给《唐研究》,来稿请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收。
                (原载日本《唐代史研究》3,2000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