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世纪中国的族群凝聚与国家政治体制演进研究》项目开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年9月29日上午九—十二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6-10世纪中国的族群凝聚与国家政治体制演进研究》开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萧群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日本国学院大学铃木靖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井上亘教授、叶炜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范恩实博士、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吴世英、以及课题组成员。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主持研讨会,并与子课题负责人之一范世昌先后向会议作开题报告。
    王小甫教授首先对各位领导、专家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在接下来的报告中,他先就课题立项以来所做工作进行了介绍。研究成果方面,已经或即将发表四篇文章,分别是: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小甫:《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中华书局(即出);张龙:《灾害应对与文宗朝政局》,《国学研究》(待刊);王小甫:《唐代中国社会发展大势——以武则天时代为中心》,《国学研究》(约稿,拟写)。学术活动方面,今年三月,课题组邀请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古濑奈津子教授来北大开过两次讲座;本月,又邀请日本国学院大学铃木靖民教授来北大访问研究一个月,讲座和研讨之外,特别安排参加此次开题研讨会,对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改进的意见。之后,王小甫教授介绍了对课题思考的新进展。该课题研究的原有理论方法主要有:1、借鉴社会人类学的族群定义,主要是将工具论的观念引入研究;2、历史社会学的群体结构分析;3、政治文化研究视角。但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课题组认识到目前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观念形态和外部形式。从中国历史的演进来看,从五胡乱华到改土归流,国家政治体制逐步发生变化,民族凝聚也逐步强化。这使得课题组有理由从制度层面反观文化的形成。“新制度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希望从族群主观认同的研究转向制度塑造的探讨,以此来克服原来思考的不足,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研究的彻底性。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分析的视角发掘更多的历史史实,以系统性的生态互赖来认识大一统观念形态的历史作用。
    铃木靖民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关于这个课题,他感到中日学界的研究程度关注差别很大。隋唐国家和周边诸族的国家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可以看做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问题涉及隋唐以及后来的各个王朝,将国家认同与族群凝聚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中国多族群国家认同的问题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秩序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华夷秩序、胡汉体系、农牧世界、征服王朝、册封体制、礼治等理论与提法与日本史、东亚史有密切的关系。如开题报告书所指出,以往的学说常常陷入单纯的二元构造论,例如:中央(中心)和周边;南和北(西北)的分裂、斗争等。他赞同从“族群凝聚与国家认同”的视角重新探讨和纠正二元构造论,最终将中国的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真貌清晰地揭示出来。他认为应主要从与北方民族的关系和边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中原)王朝(国家)并且进行分析,对帝国构造及其多方面特征进行充分有效的解释。需要考虑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对象是如何变化的,如何由中原向周边政权和族群扩展,并且要确定其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中华世界论和东亚论关注包括外交、战争在内的政治关系,其实文化交流、文化统合、贸易、人口迁移也是同样重要的要素。尤其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统合,对诸国诸民族的相互关系很重要。通过研究这些要素,可以揭示国家的职能和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描绘出超越国家的范畴和结构的历史面貌。对“民族凝聚与国家认同”论和东亚论进行整合之后,中国史的特征可以进一步明确化。铃木先生认为对中国史上的民族认同(民族大融合)、国家体制的历史演变、欧亚东部世界论进行整合,最终可以推而广之用于当今的全球化问题与世界范围内整体历史的研究。
    井上亘教授提示课题组应当关注古代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他赞同欧亚东部世界中存在着不同地域中心凝聚起来的区域认同体系,各个体系的内部构造均具有一致性。七世纪以后,日本进入豪族社会,豪族们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先进的律令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但普通农人仍然坚持已有的传统观念。而从政治结构看,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诸国都是一样的,中央的权力也不及中国的中央朝廷那么强大。
    吴玉贵研究员表示该课题具有宏大的气势和强大的理论背景,并认为,该课题不仅具有史学研究意义,还具有现实意义,将会对如何思考和处理当前面临的边疆问题提供历史经验。他指出,长期以来,北方民族史、西域史的研究与制度史脱节,仅有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出土文书。而这一课题则是希望从制度层面推进民族史的研究,视角独特,意义重大。吴研究员从自身研究出发认为,唐代许多涉及边疆、民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安置了大量突厥降人,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唐朝对边疆用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倾向性(主要是蕃将的族属),又是什么用意?他希望该课题,既要重视理论运用,也要在史实论证上下功夫。
    荣新江教授肯定了该课题的跨学科思考和具有的现实意义。他指出,西方、日本学界经常依据自身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套用到中国研究中来,很多研究者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这就需要中国学者进行回应,该课题便具有这样的目的。在课题的具体推行中,他提出两点建议:1、解决“国家”的概念问题。现在所谓的“国家”是近代以来的概念,唐人是如何界限“国家”的,需要明确;2、从新角度思考老问题。该课题将会涉及羁縻制等唐朝管理边疆民族的各项制度,如何更好地推进课题研究,在重视理论的同时,还要在材料上下功夫,尤其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文书、墓志等新材料。
    范恩实博士也肯定了该课题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关于族群的形成,重要的是共同的心理认同。他提出,中原王朝对边疆族群的文化渗透是否必有利于族群的形成?接受汉文化的主要都是边疆族群的上层,他们汉化的目的是可以更好地统治下层民众,这对于该族群认同中原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突厥碑铭》中曾有突厥人与唐朝对立的言论,这需要考虑文化渗透与族群建构的关系。希望课题组成员能够注意。
    叶炜副教授认为,该课题具有全局性,有新意。他提出对于认同应当考虑是什么层次的认同。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对族群认同发挥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需要对现有的史料予以论证。
    李鸿宾教授也认为该课题规模宏大,希望能够通过事例的具体化,将课题论证落到实处,并提出三点意见请课题组成员考虑:1、理论应落到具体研究中,历史研究要有时空的限制性。2、民族研究中,有族际边缘的理论,借助它可以思考族群认同问题。但结合唐代历史可以发现中晚唐以后,唐朝的政治分散性与族群的认同性均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如何解释这一现象。3、史学研究的预设性很强,而反思性则不够。将“族群”用于王朝时代是否合适。理论概念的阐述要交代清楚,理论如何与历史阶段相结合,一些认识当今问题的理论用于历史研究可能并不适合,应当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反映史学研究的深度。
    最后,王小甫教授进行总结。他再次对各位领导、专家的到会表示感谢。他表示,会议中专家们提出的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利于课题组对项目的深入思考。在今后的项目进展中,还会向各位专家请教,希望在各位领导、专家的关心与帮助下,该课题能够达到预期的学术研究目的,对中国史研究的深入有所贡献。(张龙)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