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内外》

王小甫 著

東方出版社 2016年 ISBN: 9787506088626

 


目  錄

一、學術論文

【中國古代族群史】
我國西北先秦時期的塞種
鬥戰神、拜火宗教與突厥興衰
試析《資治通鑒》中關於突厥的記載
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
七至十世紀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
七、八世紀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
封常清伐大勃律之路
回紇的文化成就
則可汗與車毗屍特勤
從回鶻西遷到黑汗王朝
熾俟為Chigil考
南詔的文化成就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朝鮮為“來朝之韓”說
從半島三韓到三國時代
八世紀東亞歷史的特點
中古波斯宗教與東亞政治文化
由草原突厥石人看東西文化交流
中亞歷史研究書目介紹(之—)
中亞歷史研究書目介紹(之二)
中亞歷史研究書目介紹(之三)
試論碎葉城與八剌沙袞城的興替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中國與阿拉伯古代關係史的若干問題
絲綢之路是一張網

【中國古代史】
中嶽嵩山
試論北齊之亡
試論唐代兵制演進的趨勢
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
《新唐書》點校疑誤舉例
開放·兼融·創新
西安歷史文化與文物古跡保護專題研究報告

二、回憶與評論


獎掖後進不遺餘力
回憶鄧廣銘先生
周一良先生瑣憶
感憶王永興先生
在浦江追思會上的發言
板凳寧坐十年冷
我對隋唐與周邊關係史的研究
客觀反映我國西域研究現狀
疑義相與析
《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序
溝通時空,有利交流,加深瞭解,促進和諧
論東方倫理道德

三、譯文


泰咪姆·伊本·巴赫爾回鶻遊記
加爾迪齊著《記述的裝飾》摘要
論中央歐亞

1978年秋季我進入北大歷史系中國史專業本科,正式開始系統的歷史知識學習,那時候叫“三基”: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北大中國史專業的基礎課是兩門通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從猿猴變人講到“二戰”結束;專業基礎課是古代漢語,或許是剛接觸的緣故,其中的文選和常用詞部分給我記憶尤深。另一門與專業基礎課相關的“中國古代史常識”,是當時的系主任鄧廣銘先生專門從北京師範大學請陳垣(援庵)先生的助手劉乃和先生來給我們開的。這門課包括天文曆法、地理、職官、姓名字型大小、避諱、目錄等豐富內容,我於其中受益匪淺(見本書所收《回憶鄧廣銘先生》)。
其他還有很多斷代、專題、國別等選修課,我印象最深的是宿白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這門課其實是考古專業77、78級兩個班的必修課,因為王永興先生開“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課程的需要,特別請准宿先生允許我們選修。這門課程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系統性、邏輯性極強。宿先生講課言必有據,論證充分,以至於在聽到他引述《圖墓書》、《古今注》、《風俗通》等文獻來講解墓葬的位置、方向、形制以及器物組合、壁畫內容時,我有時候會出現一種恍惚,仿佛言之鑿鑿的宿先生就是那個墓葬喪禮的主持人似的。這門課有一節是講北方地區的鮮卑遺跡,宿先生用考古文物論證拓跋鮮卑南遷路線,時空轉換和社會發育、文化演進環環相扣,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方法、邏輯美輪美奐,對我後來的學習、教學乃至迄今的研究思路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本科畢業論文是在祝總斌先生指導下撰寫的,題目是《試論北齊之亡》。選做這個題目,主要是想在中國史框架下研究與族群有關的問題;之所以選北齊作為研究物件,並非因為我對魏晉南北朝史有多麼瞭解,而是由於自己當時簡單地認為史學研究應該盡可能窮盡史料,正史《北齊書》只有兩冊,可以在短期內“窮盡”!還好,畢業論文在祝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得以完成通過,記得祝先生的評語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字清順”。我相信這表示祝先生對我文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因為,若干年後他退休離開北大《國學研究》編委會時,就推薦我接替他擔任了編委工作。那篇畢業論文後來投給上海《學術集林》正式發表(已收入本書)。
1982年夏我從北大畢業,按照當時政策被分配回新疆,經過三個月的艱難爭取和熬煎等待,得以進入新疆社科院中亞所從事研究工作(其間成果和譯作大多收入了本書)。兩年之後,我又不辭艱辛(其間生活及社會環境惡劣等狀況待另文回顧)奮力投入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研究生考試——1984年的研究生全國統考除了政治、外語、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五門考試之外,教育部又在當年特別增加了一門學科綜合考試(第二年改由各學校學科自行出題,以後就停止了),明確規定“量多面廣”,以便把考分拉開。儘管入學後導師稱讚我是那年北大歷史系錄取研究生成績最好的考生之一(另一位是彭小瑜,他當時已經留校工作考脫產),我還是必須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張廣達先生,感謝他在當年那種複雜的情況下承受壓力決定錄取我。
1984年秋季北大因為研究生院和宿舍樓建設等原因,通知研究生新生推遲一個月入學。但我的導師張廣達先生為了讓我能和當年東語系新招的阿拉伯語專業本科生一道開始學習(該專業當時算小語種,不是每年都招生),特意向學校請准允許我提前入學(見本書所收《板凳寧坐十年冷》)。然而,雖然我當時報考研究生的專業方向是“隋唐西北史地”,導師安排我開始讀書卻不是西北史地材料,而是《唐六典》、《唐律疏議》等典制文獻。因為張老師認為制度既是歷史文化的積澱,又是當時人們的行為規範,熟悉制度才能正確把握相關史實性質。後來他去日本講學,還特意買了影印近衛本《大唐六典》回來送我們,可見他對史學研究中制度作用的重視。
所以我照老師安排精讀這些典制文獻,想方設法盡可能掌握熟知制度內容。譬如《唐六典》,我一邊仔細閱讀思考,一邊動手抄錄每種官職的職掌,同時編了一份“六典職官表”,把每個官名的年代變化全都記錄排列出來。有了這個基礎,我讀唐代史料就很容易看出其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可能起的作用,便於正確理解史料意義和發掘其中價值。網上曾有畢業生回憶,說我認為“很多貌似激昂精闢新穎有力的論調,其實有很多基本的事實錯誤,很輕易就可以被推翻”,其實我這麼說的底氣主要就來自對典制研習所下的功夫(可參看本書所收《疑義相與析》)。後來我在北大歷史系給研究生開“唐代典志研讀”,有同學說我講解分析唐代制度就像我就活在唐朝當時,也讓我很受鼓舞。
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導師張廣達教授認為我有研究潛力值得進一步培養,推薦我轉為直接攻讀博士學位。轉為博士生一年後,按學位條例規定必須進行學位課程考試(即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有稱為“中期考試”者)。當時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的博士學位課程考試只考一門《資治通鑒》,這是鄧廣銘先生定下的規矩。我現在仍然要感謝這門考試,正是它迫使我不顧一切用將近一年的時間認認真真地讀了一遍這部卷帙浩大的編年史,作了四個硬皮本的摘錄和筆記,從而打下了我後來做中國古代史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基礎。1987年9月初,鄧先生親自主持了我的資格考試,我的導師張廣達教授和祝總斌先生參加。鄧先生對我的回答很讚賞,提議給我這門課程90分(見本書所收《回憶鄧廣銘先生》等文章)。
1989年7月我博士畢業留校,就在鄧廣銘先生創辦並主持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有一次我去見鄧先生,他問我:你讀《資治通鑒》用的哪個版本?我回答是中華書局標點本。鄧先生笑了,於是給我講了當年標點《資治通鑒》審校工作中的一段軼事,並推薦我讀呂叔湘《〈資治通鑒〉標點斠例》。呂先生的這篇長文(亦有單行本)把當年《通鑒》標點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分為30類,共舉了130多個例子進行分析說明。我接受鄧先生的建議仔細研讀呂先生文中所舉的例子,琢磨其中的規律,大大增進了自己句讀標點古文的能力。
這麼說吧,我留校不久相繼參加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組織的《二十六史大辭典》編寫和簡體橫排二十六史的標點工作(見本書所收《周一良先生瑣憶》)。在前一項工作中我作為編委負責“方域編”的編寫和校對工作,主要就是把二十六史“四裔傳”(包括部族、外國、邦交等)的內容改編成辭典條目,並盡可能為其中的族稱、地名加上括注。讀者不難想像,這項工作對於我從事邊疆族群史地和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該有多大的助益!我也由此知道,即使是從現代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看,我國傳統有關族群社會和文化的記載儘管數量不多,內容卻相當系統嚴謹。
在前述後一項工作中,我負責《新唐書》的標點。儘管我們要求是用百衲本作為底本來做工作,但眾所周知,社會上已經有了中華書局權威的標點本,我們必須盡可能與之有所區別。我主要就是學習呂叔湘先生的做法,對句讀可疑之處進行語法分析,很快就發現“文革”中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新唐書》點、校工作都還有許多可改進之處。眾所周知,《新唐書》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分量是那種旁行斜上的表,除此而外的部分我連標點帶審校至少讀了兩遍以上。我在不少地方都對標點作了校改,並把有心得的一些工作情況寫成了《〈新唐書〉點校疑誤舉例》(已收入本書)一文,呈祝總斌老師審定獻給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我的這些求學和生活經歷表明,我治學的基礎和基本範圍是中國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但是,長期以來,我治學的重點卻是邊疆族群史地,甚至涉及到古代中外關係史,所以,讀者手裡這本文集題為《邊塞內外》並非嘩眾取寵,而是名副其實。這種狀況的形成反映了我求學、治學的心路歷程。
當年我第一次從新疆考進北大讀本科時,國家還在實行大學生畢業分配政策,而且規定邊疆生源“哪來哪去”。我當時已經結婚並有孩子,家就在新疆,因而對將來回新疆工作也沒什麼意見,只是希望能學有所用,於是入學不久就跟後來我的研究生導師張廣達先生建立了聯繫,想跟他學習西域/中亞史。但張老師特別強調這方面研究的語言基礎,認為“外語學的越多越好”,所以,其實直到撰寫博士論文,我專業學習方面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各種語言(見本書所收《板凳寧坐十年冷》)。上研究生期間,為了解決西域史上一個重要族群名稱的勘同問題,我還自學漢語音韻學,閱讀了這方面尤其是王力先生的大量論著,還到中文系旁聽了唐作藩先生的“漢語語音史”課程(見本書所收《熾俟為Chigil考》)。
我的博士論文《唐、吐蕃、大食關係史》算是我在西域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學術成果(參見本書所收《我對隋唐與周邊關係史的研究》)。我認為這項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改變了從前那種以為唐代西域史中占主導地位的土著力量一直就是突厥人的看法。導師認為我的創新成就之一是“發現了一條與吐蕃在西域活動史有關的地理線索,從而為許多重要史料的斷代、定性建立了較為可靠的參照系。”(見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序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此後,我又利用1990年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特別是1992年獲得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平山郁夫絲綢之路研究獎”資助,于1993年夏秋之際前往我國西部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野外考察。考察的結果切實推進了我對唐代吐蕃和西域(中亞)之間道路交通聯繫的認識,研究成果後來形成一個系列的三篇文章(均已收入本書)。
其實,重視野外實地考察也可以說是我的治學特點之一。唐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明董其昌又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感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我們的考察主要就是到研究物件當地看一看,希望使書面知識能夠生動一些,使平面的敘述能夠立體化,以便對有關歷史做稍微具體的觀察。當然,也希望能在實地場景下激發靈感,從而引出更具理解力的見識。尤其是我所研究的古代周邊族群史地,文獻史料相對寡少,野外考察和社會調查是增加知識的重要手段。除了上面提到的西部考察外,我自己以及和同事、學生們一道還多次考察過東北、華北、新疆、蒙古等地,亦頗有收穫(見本書所收《鬥戰神、拜火宗教與突厥興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東西文化交流》等文)。
1994年,我受英國學術院(The British Academy)王寬誠獎學金資助赴劍橋大學東方學系做博士後研究,同時被該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遴選做一個學期的海外訪問學者。這是我第一次出訪發達國家,而且是在國際一流大學學習做研究,確實是大開眼界,增長了見識。然而,我也因此瞭解到,本人原想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做的“全方位”的吐蕃對外關係史,尤其是文化關係史,主要的、最重要的成果都在國外。限於當時的交流條件,我回國選這樣的題目是很難做成的。於是,回國以後,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接受歷史系宋成有老師的建議,加入他創辦並主持的東北亞研究所,轉向從事古代東亞歷史其實主要是中韓關係史研究。我坦然進行這種學術轉向還有一個考慮:我在北大主要承擔中國古代史尤其是隋唐歷史的教學,唐代國勢強盛,研究領域有必要兼顧東北和西北周邊,以揭示當時“外族盛衰之連環”(陳寅恪語。參本書所收《我對隋唐與周邊關係史的研究》、《八世紀東亞歷史的特點》等文)。
世紀之交,學術研究方法呈現一些新的動向,最明顯且有較大影響的一個是社會科學理論對人文學術研究的滲透,還有就是後現代思維方式(認識的語言轉向,從而突破了“唯心”、“唯物”的畛域)漸次為學界所認可和熟習。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中,我也通過教學和研究接觸到一些歷史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論著,很感興趣,於是嘗試借助一些相關的理論觀點,重新觀察、分析和認識我所熟悉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以及內亞史,取得了一些研究心得,於近十年先後發表了一批相關論著(見本書所收《中古波斯宗教與東亞政治文化》、《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等),我認為這些都從不同層面進一步發掘了史料的價值,提出了更具廣泛性和啟發意義的學術見解。
以上就是我進入史學領域迄今為止三十多年的主要涉獵方面和大致活動情況。
三十多年來我所從事工作的這門學術名為歷史學,這是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中很古老的一個學科了。然而,什麼是歷史,什麼叫歷史學,卻由於視角、重點等等不同,概念、定義言人人殊。無論如何,我認為歷史主要還是一種文化積累,歷史學主要還是一種人文學術(與所謂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有很大不同)。關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意義,我最近在拙作《〈資治通鑒〉選注》(東方出版社,2015年6月)前言裡有所闡釋,重點講了“讀史使人明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以及“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一類工具性作用。
其實,作為一個教員,我還是更重視和強調歷史學在傳承人類文明精華,尤其是在傳承共同價值觀方面的作用。人文學術的這種作用如同醫藥,藥固然不能當飯吃,但人一旦有病就得求醫用藥。所以我寧可認為,必要的歷史知識是追求高尚人格的人們應有的人文素養,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資源,使他們能在潮流漩渦、時代變遷中高瞻遠矚,心明眼亮。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