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人精品.辛德勇卷

 

辛德勇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ISBN  978-7-218-10270-2



 

目  录

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
漢宣帝地節改元事發微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
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初入师门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送别我的老师
自述学术小传

辛德勇小传

1959年8月,我出生在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盟境内一个叫那吉屯的小镇,是阿荣旗政府的所在地。辛德勇这个名字,是爸爸给起的。“辛”当然是姓。小时候听一位“六爷”讲,祖上最初是在山东莘县。属实与否,无从稽考。爷爷从辽宁开原县,逃荒来到这里,在父亲未成年时,就已经病逝。外祖父家原来也在辽宁,是住在与开原毗邻的西丰县,同样是逃荒北迁到阿荣旗。妈妈的名字叫修雅莲,是她参加工作以后自己改的。爸爸辛明昶,这个名字却是爷爷给起的。父亲是“明”字辈,我这辈人轮到“德”字。姓不能改,辈儿也不能动,爸爸给我琢磨的名字,其实只有一个“勇”字。
在那吉屯上到小学五年级,爸妈的工作转迁到扎兰屯(是呼伦贝尔盟属下布特哈旗的治所),但在我高中毕业前,他们又调动工作到海拉尔市。1977年夏,我在海拉尔市第三中学毕业,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镇,“上山”做了很短暂一段时间林木采伐工作。寻即回到海拉尔,参加了文革后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次高考,进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
报考时本来填的是文科,一心想上中文系。拿到录取通知书,难受得差点儿哭出声来。文革十年,大学没有招生,以致七七级的入学考试,很多省份都误把地理系当成了文科。大学一年级,把绝大多数课外时间,都给了中国古典文学。战线拉得太长,实在有些疲敝,不得不在自己的爱好和现实处境之间,做出妥协和调整。于是,就选择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这既将就了读地理系这个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古代文史的爱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本科时阴差阳错读的这个专业,实际上给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不仅是指系统的地理学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高等数学等理科基础课程,给我以严密精准的逻辑思维训练,受益无穷;甚至可以说上大学最大的收益,就是学习了高等数学。
大二时开始给一些历史地理学的老前辈写信求教,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先生,给了我最多的鼓励和教诲。到毕业时,前后通信十几通,先生几乎每次都亲笔解答我的问题。就这样,在1982年春,顺理成章地投到史念海先生门下,连续读取了历史地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老师传授的治学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放宽视野,读书得间,重视传世基本史料,再加上头拱地往前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切忌空谈理论、理念、境界、范式、方法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博士毕业后,又留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了四年,前后在古长安城中居留十年。
在陕西师大读书和工作期间,除了导师史念海先生的言传身教之外,我还十分幸运地得到黄永年先生的悉心教诲和百般呵护,视同入室弟子。由于性情相近,志趣相投,在恪守史念海先生所授治学准则的同时,具体的研究路数,效法于黄先生者更多。
1992年,我从西安,转调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过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史研究》主编。2004年,又转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直到现在。
在黄永年先生的引领下,我对版本目录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知识,帮助我扩展视野,使研究范围,稍有外延,时时轶出于本专业之外,横通一些其他领域的问题。到北大后,我一直承担着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本专业历史地理学之外,在研究中还触及地理学史、政治史、学术史、印刷史和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碑刻学以及古代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所涉及的时代,也从上古延展到近代,无意拘守于一隅。至于具体的选题,我更喜欢尝试解决一些艰深疑难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前人反复探究却依然缠绕未解的“死结”,而不愿意做所谓通论性的梳理和归纳。
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同时也在教书中自得其乐,这是我过去的经历,也是今后的生活。

2015331日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