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研究

 

朱玉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ISBN 978-7-301-26556-7



目  录

序  言(荣新江)
绪  论
一  徐松及其西北史地研究的后世影响与学术定位
二  徐松研究所体现的学术史偏颇
三  以往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本书的重点和方法
四  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背景与思潮
第一章  徐松生平考论
一  缪荃孙与《徐星伯先生事辑》
二  早岁学行——师从与禀赋
三  通籍士林——编修与督学
四  遣戍新疆——幕府与考察
五  讲学宣南——著述与交游
六  暮年宦游——躁进与古风
第二章  徐松著作叙录
一  专著
二  编著
三  辑佚
四  《星伯先生小集》及续补
第三章  《西域水道记》研究
一  版本之一:徐稿本与沈抄本
二  版本之二:木刻本与排印本
三  版本之三:《西域水道记校补》
四  文本之一: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
五  文本之二:清代西域地理文献中的吐鲁番
六  文本之三: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
结  语
一  嘉道学术的领军
二  经世意识与塞防危机
三  西学知识的引用
四  西北史地学的接力
附  录  徐松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  记


后  记

本书的写作,是我从200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报告的延续。因此,首先在第一部分抄录2002年出站报告的后记,以见其原委。

这是我从事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第一份报告。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使我对获得这一研究项目的两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倍感亲切,也分外珍惜。这项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同时也被列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项目“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组成部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也给予了特别的理解和支持,首先在这里向以上单位表示感谢。
我有幸能在荣新江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这项研究。他对西域研究文献与学术史脉络的了如指掌给予我很多的教益,特别是对我纯粹考据研究的支持令人感动。这种实证性研究对材料要求的苛刻,往往使我一筹莫展;每当这样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帮我寻找,共想对策。当然,两年的合作研究,更多的教益还在报告之外。
给予这一工作始终关怀着的,有我博士生期间的导师启功先生。我汇校《西域水道记》所使用的各种版本中,唯一不是复制品的宝善书局本就是先生赐赠。他常常向我提起乌鲁木齐南梁子上一汪水洼就是自来水厂的记忆,也多次垂询清人的西域水道图究竟有多少准确性这样的问题。还有冯其庸先生。从1992年以来,他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两位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我迄今为止最感美好的研究环境,我要感谢张希清、李孝聪两位主任为我提供朗润园西所四合院的工作间。此外,李孝聪、王小甫、罗新三位教授从讲堂到考察,都为我补上了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课程。东方学系王邦维教授整理的典籍是我追求的榜样,他对我的研究也给予很大的关怀,并力荐我获得了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
这项研究还得到日本学者池田温、石见清裕两位先生的帮助。东洋文库的清代西域文献和早稻田大学徐松《西域水道记校补》手稿复制件,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均承厚情,远道惠寄,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文献占有的尽可能全面性。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与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方志部是我经常查阅资料的地方,那里丰富的典籍与热情的服务使我享受到读书的快乐。我特别要感谢李雄飞、郝瑞平、张廷银诸位先生提供的方便。还要感谢从大学时代直到现在的各期学友如倪培翔、孟宪实、广中智之、雷闻、陈明等随时给予的支持和切磋之谊。
即使得到如此多的帮助,这份报告与我当初设想的“嘉道之际的西北历史地理学:以徐松《西域水道记》为中心”的计划还有很远的距离。在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我进入到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领域,浩如烟海的典籍确实处处藏宝,也不断重组我对嘉道之际学术史的新认识,而我对相关清代文献的阅读犹自万不及一;《西域水道记》的点校过程,也使我发现利用海内外西域史地研究成果进行该书的笺注,并不能一蹴而就。本报告只能算是这项研究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工作,我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使这一重要的学术史课题和《西域水道记》这部西北史地名著达到应该有的研究水准。尤其是在当今西部开发的热潮中,清代西北史地学和《西域水道记》提供的历史时期西部的地理状况,是应该得到今天的经营者借鉴和关注的。我愿意在即将返回的西部工作岗位上,完成这项裨益于当代的研究。
2002年6月28日

从博士后入站以来的15年中,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博士后报告的“整理编”已经扩充成《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列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现在成型的这一书稿,则是“研究编”的主体。
有关这一书稿本身,没有多少题外的话要补充。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从文献档案中寻找徐松;二、从学术进程中定位徐松。目前这部书稿,就书名提及的两个研究对象——徐松与《西域水道记》而言,还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它仅仅重塑了徐松部分的、不无偏颇的历史面貌;而对于《西域水道记》的文本研究,也只讨论了个案性的三处记载。留下的阙如,仍当是我将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回首十多年来的研究,有太多的师友值得我衷心感谢,是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能够将这个专题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学界。在正文的注解中,读者将会看到我对一些师友慷慨提供和解读相关资料的致谢。但是,这些显性的帮助还远远不是这一研究得到的所有。挂一漏万,我还特别想铭记以下的人事:
在以上博士后出站报告后记中提及的师友继续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是我需要一直感念在心的。如在完成博士后报告返回新疆之后,仍蒙启功先生从拍卖会上购下徐松书札赠我研究,又在生前为本书题签勉励;冯其庸先生在2005年继续邀我重走玄奘之路,使我得以三上帕米尔、初探罗布泊。
我要感谢远在海外的张广达先生长期的鼓励。作为中古史中心的前辈,张先生曾经计划整理《西域水道记》等清代西域名著,并已列入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后因移居海外而未果。我到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时,荣新江教授就我的选题征询先生的意见,得到他的嘉许。2005年以来,我有机会得到和张先生通信与面晤的很多次教诲。现在的书稿,希望能够奏效其循循善诱之万一。
感谢荣新江老师持续的指导、督促,并为本书赐序。从我的博士后工作以来,徐松的研究仿佛也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这样的例子只要举其难得的两次莫斯科访问即可证实。在那里,他的兴趣都在寻访徐松旧藏的图书馆中。本书所引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的力作,即是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收获,对于《西域水道记》原书的成稿历程和笔者的研究,都是难得的参考。特别要感谢他在第二次的莫斯科访书活动中,与孟宪实教授、李肖教授一起陪同我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抄书的日程,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这个美丽都市秋天的欣赏。
这部与新疆有太多关联的研究书稿,是我在那里生活、工作长达1/4世纪的纪念。我在新疆的考察和研究所得到的帮助,几乎难以数计。我要特别感谢曾经工作过的新疆师范大学以薛天纬、王佑夫、丹碧、迪木拉提·奥迈尔等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同事的支持,也感谢校外钟兴麒、赖洪波、周轩、刘国防、贾丛江、高健等师友对这项研究不同方面的推进。
徐松的书稿和相关资料流散海外者不少。感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高田时雄教授为我安排在日本的访学机会并联系相关机构,使我能够在东京和关西地区获睹大量徐松的文献而充实本书;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所长为我联系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计划,并专程陪同从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使我从斯卡奇科夫旧藏资料中经眼了许多徐松的藏书和题跋。
这一专题在博士后出站以来的继续研究,又先后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徐松与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项目批准号06XZS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95)的资助,因此本书也是以上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要感谢刘子凡、郭桂坤、沈琛、徐维焱等各位同学,在本书的定稿阶段帮助我寻检和核对相关史料。徐迈博士担当了这本书稿的编辑,给予我多方面的指正,也是我最后要特别致谢的。
我又回到了朗润园的中古史中心来从事本书最近五年的写作。是同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使本书在温馨的学术氛围中终于完成,并有幸列入本中心的“未名中国史丛刊”。但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在定稿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心的刘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在同一条走廊里,他的研究室的灯光虽然黯淡下去,但他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恢弘气象和奉献给学界的累累硕果,已经成就了一段历史,一直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谨以此书纪念刘浦江教授——我敬爱的同事、学术的楷模。
2015年1月27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