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志 长安志图》

 

北宋宋敏求、元李好文著,辛德勇、郎潔點校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ISBN 978-7-80736-926-4

 



  

出版说明

 

    長安志二十卷,北宋 宋敏求撰;長安志圖三卷, 李好文撰。    
    宋敏求,字次道趙州 平棘(今河北 趙縣)人。仁宗 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以父宋綬蔭官入仕,初授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復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事具宋史東都事略本傳,以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錄之宋諫議敏求墓
    敏求家富藏書,博學多識,歷任館閣校勘、修唐書編修官、仁宗實錄檢討官並同修起居注、史館修撰等有關著述的職事,除參與修撰唐書(即歐陽修宋祁主持編修之所謂新唐書)和仁宗實錄,以及本人文集數種凡四十八卷之外,尚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錄一百四十八卷,編輯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二卷,輯錄石刻漢唐間人詩一千一百三十篇為寶刻叢章三十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所撰著書籍另有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等。
    此書為古長安(今陝西 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書,寫成於宋神宗 熙寧八九年間,行世諸本卷首刊有趙彥若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二月撰寫的序文。四庫館臣評述此書內容,謂:“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 韋述 西京記疎略不備,因更博採群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產、宮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嘗以為考之,其詳不啻十倍。今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 (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條)因將此書列置地理類古蹟之屬。實際上,作為北宋中期修撰的一部地方志,書中所記,並非僅限於 長安之古蹟,而是在立足於趙宋本朝地理的基礎上,溯及 各個時期的遺蹟和建置。
    在現存宋代方志中,長安志成書時間較早。與唐代以來的州郡圖經相比,長安志突出體現了宋代新型方志的兩大特色:一是側重歷史古蹟,二是文化性明顯增強。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是由於仁宗 慶曆以來學術風尚的變化,引發人們探索古代器物、歷史遺迹和各地歷史文化的欲望。因此,宋敏求長安志和先此所撰河南志,俱以側重記述往古“興廢遷徙”之蹟而著稱於時(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顯而易見,宋敏求此書,對研究宋代以前特別是 時期的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和歷史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唐代的州郡圖經,都有地圖與文字相輔而行。記述以往的地理和古蹟,地圖的作用愈為重要。美中不足的是,宋敏求長安志沒有配置地圖。有鑑於此,陝西諸道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好文,於元順帝 至正二年九月編著地圖三卷,並輔以文字記述,“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長安志圖卷首李好文序)。此長安志圖撰成之後,一直如李氏所愿,附著於長安志書前以傳。惟四庫全書時,館臣闇昧,妄加揣測,誤以為是書本名應為長安圖記,並謂“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硬行將其拆分為兩書,“各著於錄”(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圖”條)。這種做法,明顯違背李好文的本意,理應予以更正。
    傳世長安志版本,以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孟秋陝西 郃陽書堂刻本最早。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十月,西安知府李經重刻此書,也有印本存世。相互對比可知,這兩部刻本應當出自同一刻祖本。成化本和嘉靖本在清代都很稀見,讀者多憑傳寫,以至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陝西巡撫畢沅再次校刊時,也只能依據輾轉出自成化本的一部抄本。與畢沅刊刻此書約略同時,廷亦將其校勘寫入四庫全書畢沅刻本隨後匯入所纂輯經訓堂叢書,亦稱經訓堂本(或以氏齋號稱為靈岩山館刻本),世間傳佈較廣,人始獲通行讀本。此本復有王先謙重刻本和民國二十年長安縣志局鉛字排印本,流行更為普遍。
    以上各本都有很多文字訛誤,需要勘正,因不揣谫陋,試予點校。點校過程中,成化嘉靖兩本文字異同的覈對,以及全部書稿的謄清校對、長安志圖各幅圖面上文字的校勘,由郎潔負責;我本人則負責其他標點和校勘事宜。北京大學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榮新江教授,惠予 成化本的複印本,為點校此書提供了重要幫助;日本 中央大學 妹尾達彥教授,在多年前惠予靜嘉堂文庫朱彝尊 潛采堂抄本的複印本,亦多有助益。在此謹致以誠摯謝意。

辛德勇
2011年12月19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