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第一种)


《朗润学史丛稿

 

邓小南

中华书局,2010年6月,ISBN 978-7-101-07410-9

 



 

目 录

自序
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关于“泥马渡康王”

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
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
“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
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以苏州为例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
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
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
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

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
校点本《宋史·余天锡传》补校一则

宋代历史再认识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父亲最后的日子

 

自 序

    和其他学者的自选集不同,这本论集的编纂,完全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
    我自己尚未酿就收拾旧作的心情,觉得还不到值得总结的成熟时机。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学业上起步很晚——被称为“老三届”的我们这一代人,较我们的前辈、后辈,学术生命要短许多。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前辈师长早已经典迭出,著作等身了;比起著述丰厚的同辈,自己也距离颇远。总感觉还没有深刻领悟学术的真谛,没有走出有特点的学术道路,没有真正形成学术的自觉。而尽管顾虑重重,还是在学生集体建议下勉力拿出这些文稿,是希望藉机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回顾,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也得以就教于诸多方家。

    197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在高考恢复后首次招生,我在班级里算是年长的(可以引为安慰的,是一向有“大姐”之称),当时自己的感觉,是赶上了末班车,很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再追回来”。读书期间,各门课程中名师云集。不仅是本系的老师积极上讲台,校外的刘乃和、王利器、宁可、漆侠、胡如雷、蔡美彪等先生都曾先后应邀前来授课。在“科学的春天”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珍视这种机会,心气很高。
    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敦煌学课程,在王永兴、张广达二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阅读《资治通鉴》与两《唐书》等史籍和陈寅恪先生等前辈著述,开始体味到“研究”二字的份量,有志于寻其门径,窥其堂奥。从本科高年级到研究生期间,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宋代历史,突出地觉察到时代间的内在延续与更革变迁,不满足于依朝代起讫切割时段的研究方式。与此同时也深切感到,宋史学界在对于材料的敏感、议题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应该取法于魏晋隋唐史学界。
    本科期间,开始尝试发表考订性的文章。先后刊出的两篇,即《司马光〈奏弹王安石表〉辨伪》和《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都是课业中的札记、作业。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自己投稿被拒的经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写两宋之交的传说“泥马渡康王”,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订与“泥马”相关的崔府君其人。文章曾经向南方一家刊物投稿,却始终没有回音。10年后拿出来再看,不由得很感谢当初拒用的编辑,留给我重新认识与改写的机会。此时的思考方向有了明显的不同,关注重点落在了与该传说相关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南宋初期发生的政治影响。《关于“泥马渡康王”》一文在我本科毕业13年之后,于1995年底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受到唐史方向的一位师兄启发,准备做宋代的考课制度。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感觉宋代文官的考选升迁是一复合式体制,单纯抽出考课一项,不足以准确定位、从整体上予以把握。于是将论文题目调整为《北宋的考课与循资---宋代磨勘制度研究》。1990年代初,在漆侠、吴宗国、王曾瑜等先生的鼓励下,修订补充,写成了《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先父邓广铭先生欣然为之作序。2000年秋,在日本东洋文库的一次会议上,中岛敏先生郑重讲到该书对于日本学者译注《宋史·选举志》的帮助,看着先生手中已经篇页散乱又精心补缀过的这本小书,我在感动之余,竟一时无语。
    198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前者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后者主要涉及官僚选任、官员考察和文书处理机制。二是宋代的社会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士人网络与基层社会组织。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不同课题之间的关联与历史内在的融通,也希望能自专题入手,对研究中的界域和屏障有所突破。具体议题的选择,有些是读书期间的学术兴趣引导所至,像有关文官课绩、选任和资序体制的诸篇,有关政绩考察和信息渠道的研究,大体上是这一脉络延伸的结果;有些受到集体性研究项目的引领,像对于吐鲁番女性的研究,对于苏州朱长文、龚明之家族的研究,对于山西洪洞用水秩序的研究等等;也有些选题,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启发。
    任教25年间,个人对于历史的观察体悟时时渗透在课堂中,而研究的一些选题,最初又是来自教学中的感受。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使我有更多机会思考不同朝代间的衔接与变迁,像《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等文章,即试图突破王朝断限,以期较为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后来发展为《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内容的展开也是受益于教学:自从80年代后期讲授宋辽金史专题,有关赵宋“祖宗之法”的问题就一直在脑际徘徊。《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议题的出现,是在指导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注意到,对于宋代内廷高端的文书处理方式,认识至今含混模糊;《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也是在带领学生搜讨研读材料的实习中,有感而来。《宋代历史再认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和《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等诸篇笔谈,都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
    《走向“活”的制度史》一文,本来是2001年提交给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主持的“宋代制度史百年”研讨会议的短篇,其后发表在《浙江学刊》,当时并未料到会对青年学子产生影响。感到汗颜的是,此后我几乎不再敢写制度史的文章,担心个人实际从事的研究,无法令读者和自己满意。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对于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联,对于何谓“活”的制度史,有着不断的反思。我曾经对学生说,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算是对于该认识的一次实践。
    在写作实践中,学人通常是“顺着”历史事实自有的发展逻辑摸索叙述;而议题的浮现,其实往往受到现实问题的刺激和现有研究的启迪,而生发出“逆向”的回溯。研究过程中,经常感觉到历史源流对于“今日现象”的意义,希望能够触及这表象背后的脉络与由来。
    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本身,无疑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的真实场景一过即逝,而对于这种“真实”的追求,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学人之所以会乐此不疲,是由于其中充满着往复对话,充满着新材料、新思维的刺激,充满着再认识的兴奋。这种“再认识”,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既有敏锐的观察,又有沉潜的琢磨;既包括对于个别史料、史事的审视辨析,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历史学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学科,却是充满人文关怀、睿智博通的学问,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当今的中国,自历史中走来;无论个人具体的追求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日与明天。这种丰厚的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也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母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从未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生活在一个艰难与期望并存、坎坷与憧憬共生的时代,从前辈到我们,都有诸多无奈,也有不甘放弃的奋争。“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老庄的哲思,稼轩的慨叹,时常在心中盘桓。
    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即便是在“文革”期间那艰难的岁月中,北大荒的老职工们也曾用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们“知青”。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受到前辈师长的扶掖,得到朋辈学友的温暖。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等学界前辈共同倡导建立。筚路蓝缕,发展为如今的学术重镇。在这一研究群体中,旨趣各不相同的学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切磋琢磨。开阔的视角、敏锐的思绪,时时映入眼界。这种纯净自然的学术氛围,润物无声的滋养沃泽,使我受益匪浅。
    这些年来,学生们经常是我文章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活跃而犀利的评论,常能予人启发,也使我看到日后学界的希望所在。我从1970年代边疆农村茅草土坯校舍中的小学教师,到80年代站上北京大学的讲台,环境条件有巨大变化;不变的是:面对学生澄澈无邪而渴求真知的目光,时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和学生在一起,作为一名教师,是我毕生的幸事,也是对于自身能力素质的锻炼及挑战,这种经验使我感受工作的意义,享受人生的价值。
    我明白,与前辈、同辈相比,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明显欠缺,研究面相当狭窄;意识到应该拓宽,却又感觉力不从心。回首看看这些年的经历,应该说,自己的“道路”是边摸边走,而不是规划好蓝图,胸有成竹,再按部就班去建设的。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中,我希望效法前辈的精神气象,也争取做得切实。朱子说“学者悠悠是大病”,这不仅是用以提醒学生的话,更是经常告诫自己的箴言。
    八年前,我所敬仰的前辈李埏先生,在赐赠大著文存的同时,引述了陶弘景的诗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老先生虚怀若谷、洒落旷达的境界与襟怀,面对旧作之审慎郑重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理解先生那寥寥数语中,寓含着对于后辈的叮咛;也清楚地知道,学人的表现,最终要靠文章说话,作品一旦完成,自我解释就显得多余。今天,自己的论文将要结集面世,心中十分忐忑,不知奉献给读者的,是否称得上合格的作品。

    这部文集,大体上呈现出我个人的一些学史心得。而这些“学史”文稿的丛编,以“朗润”命名,既是因为自己歆慕学人治史的清朗润泽、温和蕴藉气息;也是因为大概可以说,我的学史生涯自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开始,也在朗润园得到延展。从1961年随父母入住朗润园,到2001年我和先生、女儿迁居蓝旗营,除去中间在北大荒将近10年,前前后后在燕园这静谧的角落里生活了30多年时间。八九十年代的朗润园,被称为“北大的中南海”,曾经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在2001那一年,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又迁入了朗润园。如今的这片天地,有古史中心,也有国家的发展研究院,传统的屋檐下,洋溢着活力与生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涵沐于这派勃勃生气之中。
    论集中收录的文章,内容基本维持原貌,少数篇章的文字略有调整。现在读来,感觉内容阐发不准确、不到位处颇多,如果是重新研讨重新结构,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及表述方式。文章中涉及的不少问题(例如司马光文集的版本问题,例如崔府君信仰的问题,等等),已经有了更为专门细密的研究、更加确当深入的成果,敬请读者参照。文章中原本注释方式各不相同,学生们不惮烦劳,帮忙做了补充统合工作。征引文献版本,未予通同统一;有些出处,为便于读者查阅,更新为近年来正式出版物的刊发信息。
    最后,要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于学术事业的鼎力支持。非畅销的学术读物得以面世,仰赖于出版界同道的热心与扶助。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承蒙李岩、徐俊先生关心过问,王传龙先生核定沟通,付出了许多心血,谨致以由衷谢忱。

邓小南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