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

 

荣新江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ISBN 978-7-5325-5442-3/K.1239

 



 

目 录

《鸣沙集》原序

论文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
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
附录:李木斋氏鉴藏燉煌写本目录
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
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
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
敦煌本禅宗灯史残卷拾遗
有关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新资料——积翠轩文库旧藏“略出本”校录
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与中国新疆官府
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北大所藏常书鸿致胡适的一封信

回顾与展望
敦煌学研究揭开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
敦煌文献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编写刍议
档案与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与唐研究
21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书评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评介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评介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评介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
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敦煌汉文文献》评介
《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评介
《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评介
台北“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评介
《吐鲁番敦煌文献:丝绸之路的文明汇聚研究论集》评介
《东亚古文书的历史学研究》评介
《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
《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评价

其它
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
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读书班”侧记
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
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

作者已刊论著编年目录

 

    《鸣沙集》是我在台湾出版的一部敦煌学的论文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到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入的黑城文献,以及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当时我关心的焦点是藏经洞封存的文献和绘画品的性质,为此也花了不少力气来分辨出原本不是属于藏经洞的文献及其来历。
    这本文集中有关敦煌学方面的文章,我个人对《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等几篇文章比较满意,其中前三篇译成英文发表,后一篇也有日文翻译,在海外稍有影响。但是由于一些文章不是发表在常见的刊物上,又收入台湾出版的论集,不容易查阅,故反响有限。学术贵在切磋,《鸣沙集》中的一些论文和书评颇带一些学术批评,当然也希望听到善意的回馈,只要是纯学术的讨论,自当推进学术的进步。抱着这样的看法,我一直有意出版《鸣沙集》的大陆简体字版。这一想法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的认同,他鼓励我尽快整理再版。
    如果只是简单地繁简转换而变成一本论集,又有些不甘心,所以府先生的好意,一直没有领受。今年暑假,稍得闲暇,于是整理近十年来没有收入《鸣沙集》和《敦煌学新论》的相关文字,发现后来所撰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仍然主要是围绕着藏经洞宝藏、写本辨伪、禅宗文献的追踪、黑城文书的剔除等内容,加上有关王国维、狩野直喜、向达、常书鸿等人的敦煌学史论述,可增补者逾十万言。此外,近十多年来海内外敦煌藏卷纷纷公布,昔日笔者费尽艰辛而挖掘到的珍宝,今日已成学者治学之公器,正可以借董理旧文之机,增补若干图版。旧文新篇汇集在一起,约有三十余万字,辅之个别精选的图版,不敢说旧貌变新颜,多少算是有一些新贡献吧。
    因为旧著所探讨的材料多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所以题作“鸣沙集”。此名虽然听起来响亮,但若读者不明了其中内涵,或有可能以为是古人别集。故听从友人建议,此次增订再版,更名为“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因为本书的主要一组论文是有关敦煌文书的真伪辨别,所以突出这一点;而书中其他论文和书评,也都在敦煌学的范围,故以“敦煌学论集”为副题,希望以此为敦煌学的广袤大厦添砖加瓦,也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2009年7月9日于北大朗润园

《鸣沙集》序

    大约十年以前,林聪明先生开始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即约我写一本《敦煌地理文书导论》,因为那时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书和行纪类写本。我校敦煌地理文书,原本只是作为研究敦煌写本的基本功,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待文书校订一过后,已经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辑校》、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等陆续出版,而李正宇和李并成两位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敦煌方志所记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详细的考证,远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林先生的约稿迟迟未就。八月间,林先生过京,又约为他主编的《敦煌丛刊二集》写稿,盛意可感,遂相商废弃旧约,另制新篇。
    我历年所撰敦煌学文字,除已结集的《归义军史研究》和《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外,倒是大都数“纯”属于敦煌学的范围,有论文、有回顾和展望、有书评、还有个别学习敦煌学大家的心得体会,因略加整理,编成是集。本集所收敦煌学论文、书评等,内容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的学术史问题,一是敦煌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所探讨的材料,基本上是出土于鸣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经洞,故此题作《鸣沙集》,而以“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为副题。
    然而,本书并非系统地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只是就敦煌学的某些方面有所总结,并以书评的形式探讨了一些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迄今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具有权威批评性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出版,也没有系统的敦煌学方法论的著作问世,但面对着突飞猛进、玉石混淆的敦煌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利用各种形式的文章,大到一篇专论, 小到一个脚注,来表彰先进,黜退陈腐,使敦煌学健康地发展。
    敦煌学本来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所以利用敦煌资料来研究宗教、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方面的学者,当然要遵守所属学科的学术规范。同时,敦煌学又是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有一些处理敦煌写本和洞窟材料的专门方法,这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尚有待系统地讨论。遵守学术规范,首先是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最简单的作法是要指出你所处理的问题或资料的前人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表明你本人的研究是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前人。换句话说,表彰别人的成就,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从目前的敦煌学界所发表的大量成品来看,也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存在着大量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次品,相信陆续发表的书评和将来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对此会做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具体的学术规范问题,也即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史料的校订,引文的出处,甚至论著的出版年份、卷期、页数等,对于敦煌学研究的进步来讲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敦煌学的确有其本身的特性。比如,利用敦煌文献所作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原本,但大多数有学术价值的写本存在国外,能亲睹原卷的人毕竟有限。这样就使得原本上的朱笔淡画常常被忽略,但根据原卷对这些外观加以详细描述的法国和英国编纂的目录,却很少见到人们加以利用。其次是图版,在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刊出《英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等清晰图版前,人们多用缩微胶卷或《敦煌宝藏》,但仍有不少更为清楚的照片在这些方便得到的合集以外,如早年书刊上发表的照片,又如王重民先生摄回而存于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照片,还是值得加以利用的宝藏。最大的问题是录文,因为敦煌学界没有像历史学界那样拥有标点本二十四史,有不少写本都是在最近的年代里才被学者随同研究论著一起抄录发表,各人的录文质量水准相差虽然不大,但有些极为关键的字词是衡量录文好坏的准绳。现在有的研究者只图省事,所引写本往往只注编号,似乎都是他一人从原卷录出,其实不然。合理的做法是应当注出录文的根据和自己的重要更正,注明出处就如同引用二十四史的标点本一样,并不损害一篇论文的价值。
    敦煌学界在学术史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是有些研究者的在没有就所研究的问题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的时候,就急于写文章。有的则是明知故犯,把别人的成果偷梁换柱式的变成自己的“成就”。从另一方面来讲,迄今的敦煌学研究成果里面,基础工作很不够,如研究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外语的限制,没有重编更为详尽的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写本目录,特别是带有每个写本研究成果索引的写本目录尚未出现,研究者本人若不勤于积累,其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完美的。
    上述有关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想法,贯穿于本书各篇文章当中。希望本书能够在敦煌学向更严格的学术天地迈进时,助上一臂之力。
    本书所收文章,除个别文字订正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因为有些关于学术史的评论自有其时间性。一些篇章附载了新拍或新补的图版资料,为此向提供照片资料的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表示感谢。向为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林聪明先生、郑阿财先生、郝春文先生表示感谢,还应当特别感谢林悟殊先生、邓文宽先生、赵声良先生允许我把合撰的文章收入本集。
    

1997年11月15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